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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邹先生好好的，为什么会从法律系转入史学系，这事也很好理解，49年建国以后，国民党的法律已经不合时宜，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当然，真要读法律专业也行，但是，邹先生志不在此，他又深受郭老以及顾颉刚《古史辩》的启发，就打算转入史学系了。

    这个想法得到了当时史学系的向达先生的赞成和支持，甚至向达先生还专门向当时的史学系主任郑天挺先生做了推荐。

    就这样，邹先生才顺利进入史学系读书，还顺利担任史学系学生课代表。

    有了课代表的身份，跟史学系的诸位先生的接触就多了。

    这样一来，邹先生就有机会接触到古文字、古器物以及考古学的相关知识。

    比如，他接触的第一个师长就是张政烺先生。

    当时张政烺先生在讲中国上古史、甲骨文、还有古器物学，北大当年的学生深受其影响，现在北大的诸位师长，基本上都听过张政烺先生的相关课程，就算宿先生也不例外。

    除了张政烺先生之外，还有郭宝均先生以及夏鼐先生。

    受到这些师长的影响，邹先生自然而然就入了考古专业的坑。

    但一些具体的细节，苏亦就没有那么熟悉，所以需要还要跟许婉韵相互印证。

    他也不是八卦。

    前世研究的就是考古学术史，研究学术史，对相关的学者不熟悉，那怎么研究他们的学术思想？

    这样一来，苏亦又有了新的发现。

    比如，邹先生一个法律系的学生是怎么认识当时的史学系老师向达先生的？

    许婉韵解释，“据我所知，他们都是湖南老乡。当年邹先生在法律系的时候，就有一个湖南溆浦籍的同学，所以，对方就约他相伴去拜访史学系同乡讲师向达先生。更加巧合的是，向达先生跟邹先生都曾经读过大庸私立兑泽中学，所以，邹先生因此感到格外亲切。此后，邹先生经常和同学看望向达先生，并且经常跟向达先生请教一些史学相关问题，就这样，向达先生在后来也顺理成章的成为邹先生走上学术路上的引路人。估计当年还在法律系读书的邹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跟向达先生还有这么奇妙的缘分吧。”

    说到向达先生，北大历史系的学生都不陌生。

    不止邹先生觉得向达先生亲切，就连苏亦跟许婉韵都觉得向达先生亲切。

    原因很简单。

    当年宿白先生读就是向达先生的研究生。

    不过，邹先生的导师却不是向达先生。

    主要跟向达先生的身份以及研究方向有关。

    52年的时候，北大史学系筹建考古专业，在向达先生的推荐下，邹先生就成为新成立的考古专业第一个研究生。

    之前在文史楼阅览室，谈及向达先生的时候，许婉韵还让苏亦慎言。

    这一次，反而没有那么大的顾虑了。

    因为到了十分月份，很多风气都开始明朗化了。

    只要不在公众面前大肆谈论，一些历史系的师长都可以谈及。

    甚至，因为以前的陈年旧事，经常有家属去找系领导申诉。这段时间，静园三院闹哄哄的，这些事情，也不是什么秘密。

    然而，让苏亦意外的是，邹先生当年的主要导师竟然是考古所的郭宝均先生。

    听到这时，苏亦都有些感慨，“没有想到邹先生还是郭宝均先生的研究生啊。”

    许婉韵解释，“其实，当年是联合指导的，有点像咱们现在。因为邹先生是第一个研究生，大家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培养，这样一来，就一起培养。所以，张政烺、苏秉琦两位先生都是指导老师，甚至，苏秉琦先生还负责具体辅导。主要是郭宝均跟张政烺两位先生在北大的时间并没有苏先生多。”

    所以，从师承关系来说。

    邹先生也是苏秉琦先生的研究生。

    当然，作为考古教研室的首任主任，苏秉琦先生成为首名研究生的指导老师，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至于为什么主要导师是郭宝均先生，也很好了解。

    因为郭宝均老爷子主要研究方向就是殷商考古。

    他当年在北大讲述的也是殷商考古，还参与过城子涯的发掘，跟梁思永、吴金鼎等先生一起编写《城子涯》的发掘报告。

    邹先生为什么会研究商周考古，估计跟郭宝均老爷子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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