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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七讲第五讲说的就是敦煌研究。或者说敦煌学也可以。不过宿先生更是从考古的角度去讲述罢了。

    感受到苏亦的顾虑，周一良说，“你也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这个方面王先生会去跟季庚先生去沟通。而且，就算是学考古，也不能闭门造车，因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对最后，你就发现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献。陈先生提出了预流说，你知道吧？”

    苏亦点头，“王先生在课堂上提过。”

    陈寅恪在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预流说之后，就曾经有过一句话，“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前面说啥不重要，重要是搞学问，不能闭门造车。

    周一良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说考古学也不能说错，中国考古确实离不开文献。比如研究古钱币，古墓葬，古建筑，古遗址，只要历史考古都要从文献去验证。

    然而考古学也不仅仅有历史考古，还有史前考古，还有科技考古还有环境还有农业考古各个分支，这是一门需要融会贯通，多学科交叉的学科。

    然而，那是其他。

    苏亦的情况还比较特殊，他是被宿白先生用佛教考古的名义招收来的。

    你都研究佛教考古了，连佛教怎么来的都不知道，还研究哪门子佛教考古？

    这样一来就必须要学习佛教史，以及佛教文献，而，佛教史的研究又离不开敦煌文献。所以绕了一圈回来还是要回到敦煌学，似乎，王永兴先生开设的敦煌学苏亦怎么都绕不开。

    谈论完别人，周一良回归到自己学术生涯。

    “我的一生，早年跟随着陈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留学期间学习日文、梵文，归国教书的三四年还可以继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后面，只要研究日本史以及亚非史了。”

    说着，周一良问，“看过我跟吴于廑先生编著的世界通史吗？”

    这就尴尬了。

    苏亦还真没看过。

    他知道这本书，但确实没看过。

    因为他前世看的都是吴于廑，齐世荣编著的高教版世界史，所以，苏亦只能摇头，“听说过，但还没来得及看，那天在图书馆遇到您，就打算去借阅，但这段时间太忙了，一直没时间。”

    顿时，周一良就发出爽朗的笑容，“没看过也不要紧，我与吴于廑先生联合主编的世界通史时说，该书“力破欧洲中心论‘观点，所以这书，虽然材料具体丰富而确切，但在观点上不求新奇，采用可信有据的公认结论。不过要说本书的特色，就是增加了大量亚非史及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比起前苏联的教材，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各大学历史系教师普遍认为相当合用。你可以看一看，但因为是以苏联的世界通史为了蓝本，在框架上，并没有脱离太多，合适当基础读物。”

    周一良对自己学术的评价，算是非常客观了。既不盲目自夸，也不妄自菲薄。

    苏亦对此也是认同的。

    他对世界史了解不多，但据他所知，世界通史差不多就三种模式，一种是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世界通史，与其说是世界史还不如说是欧洲史；另外一种就是苏联编著世界通史，周一良跟吴于廑编著的版本大抵属于这类。

    剩下最后一种就是吴于廑，齐世荣编著的高教版世界史，也是吴于廑提倡的中国风格世界通史，直接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史里面论述。

    那种好，那种坏？

    反正欧洲中心说，除了看到欧洲学者傲慢之外，也就没剩下啥了。比如前世苏亦看剑桥中国史的时候，也是一言难尽。

    当然，国内编著的教材，意识形态也很浓，尤其是北大编著的，动不动批判古人封建意识浓厚走出时代的怪圈。尤其是他当初看北大中哲教研室编著的中国哲学史的时候，都忍不住皱眉头。

    当初无聊的时候，去北大哲学系蹭课，还听过杨立华教授教书宋明理学，然后，这教授特别喜欢张载。然后嫉妒鄙视苏轼跟白乐天。当时，苏亦只能感慨，北大的教授就是牛，啥都敢讲。

    嗯，当初邓小南教授的祖宗之法也是在这位教授的推荐去翻看的。

    嗯，跑题了。

    回归周一良先生。

    周先生刚说完他编著的世界通史，就直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苏亦，“其他的著作，我可能没有，但这本书，我家是不缺的。你要是读本科，估计就会给你们发这本教材了。据我所知，咱们北大历史系还在用这本书当教材。”

    长者赐不敢辞。

    苏亦接过书，想了想，就说，“要不，周先生你给我签个名吧？”

    周一良哑然失笑，却不拒绝，直接从口袋逃出钢笔，唰唰的，就写着自己的名字。

    然后又写下一段话。

    “愿苏亦同学在学术之路上，能够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共勉”

    看到这话，苏亦接过书，然后站起来，鞠躬，“学生一定谨记先生的教诲。”

    周一良露出满意的笑容，示意他坐下，“不用如此正式，我们的学术之路，自当如此而已，不然，蹉跎岁月，沦为工具，为他人所利用。”

    这话或许就是周一良一生坎坷经历最大的感触吧。

    那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出自于哪里呢？

    是出自于陈寅恪先生在为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铭中所说：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也是，陈寅恪先生的一生治学态度。

    周一良给苏亦写这一段赠言，用意不言而喻。

    因为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话，周一良自然而然就提到他跟随着陈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史的经历。

    “我早年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但，大半生都过去了。依旧没有能出版一本著作，这不能不说是我此生之遗憾。”

    听到周一良这话，苏亦才猛然惊醒。

    对啊。

    眼前这位北大历史系国宝级的大佬，都65岁了，除了他编著世界通史，竟然没有其他学术专著出版。

    后世，他的专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似乎一直拖到他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时候，才能够出版。

    但，要说论文，其实老先生的作品真不少了。

    早年间，他关于魏晋南北朝的论文，弄一个合集，不需要修订，都可以直接出版了。只不过，被过去这些年国家的大环境给耽搁了。

    所以周一良感慨，“你要是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我早年间的论文，虽未能构筑巍峨大厦，而只是起了加瓦添砖作用;但也扫除了不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时的拦路虎‘。对你，应该是有些帮主的。不过，认为你此时更加需要的应该是关于语言的学习了。”

    得，被说中心事了。

    苏亦苦笑，“书到用时方恨少，语言方面，尤其是在外语上，我这边底子太过于薄弱了。除了英文之外，日文连入门都不算。”

    周一良说，“研究历史，最为重要的工具就是语言，这又分两部分。过去在干嘉时代，学者只要掌握文字学就够了，今天外语的要求比古代人要高得多。现代的学术语言，我把它称做工具语言，是用来吸收知识的必备工具。现代人会了英语也不见得有优势，但不会英语肯定处在被动不利的位置。英语以外，法语、德语、俄语、日语，这些现代语言都是重要的工具语言。”

    既然有工具语言了，那就肯定还有其他的语言。

    “另一种语言工具可以称作专业语言，例如中亚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一些死文字。过去这些文字解读不了，现在日本就有几个新一代的学者，在这方面达到了世界水平。我想大陆、台湾早晚也会有人赶上去的。又比如你若要研究中国古代，就必须掌握一些古文字，比如金文、甲骨文。现在又出了许多简牍帛书，想要认字，文字学、音韵、训诂等，也都属于专业语言。”

    “甚至还涉及到一些已经消亡的语言，这个方面，我就不赘述了。”

    说到这里，周一良突然说，“语言固然重要，但表达能力也很重要。我念书时，有些老一辈的先生不怎么善于表达。但我们看一看西方，从古希腊时就非常注意修辞rhetoric，现在西方史学家也非常重视叙事。na

    ative着重的不仅仅是怎么把话讲出来，还有一系列关于presentation的要求：它要求你思考，如何把史料证据融合至叙事结构中？这又产生一个问题：这样的写作和文学的区别在哪里？历史虽说不能脱离过去的实际。”

    好不容易遇到这样的语言大拿，苏亦当然不会错过，“我在这个方面的学习，确实遇到不少的困境，先生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更好的切入点吗？”

    说完，周一良突然说，“想学外语，第一种外语一定要下大苦工，认真学好，别只从专业领域入手，最好从文学进入一个语言。语言的本质是交流的载体vehicle，最基本功能是讲话、沟通，所以周先生建议从读入手。现在有很多光碟与学英文的资源，是按照情境situation来学英文，也是个入手的好地方。特别是西方这种变格变位的语言，没有捷迳，一定要熟，要熟到很自然张口便能说的地步。按照自己的专业，找一本相关领域的重要着作进行翻译，也是精进外语能力的好方法。我自己从翻译工作中受益非常多，二十五、六岁时还当过俄国人的课堂口译。我觉得翻译很重要，笔头的翻译是必要的，最好还要有机会做口头翻译。口译的重要性在于，口译过程讲究快速、准确，可以训练并逼使你得完全用外语的方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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