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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陈惇能宣之于口的最正当理由，而不能明言的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太祖朱元璋的治国思维，比较僵硬，而且落后。

    他认为政治则应该是以道德为基础，所以极为推崇“忠臣孝子”、“老实秀才”，给这些人官儿做，用他们来治国——所以涌现出方孝孺这种君子中的君子，自身道德完美无瑕，却害了天下而不知。

    而经济上，朱元璋以农业为本，而贸易则是“剥民取利，得财有限，伤民无穷”，所以连商税也不收，压根就没把商人算进国家主体之中，漏掉商人，造成了大明如今举步维艰的财税。他坐在金壁辉煌的宫殿里，看着自己的帝国就像是一个自己的家，而这个家在他的眼里就像是一个大农庄，田畴划分的像一个棋盘，除此之外他也想象不出别的来……他不知道这个棋盘有多大，但他清楚地判定任何一个棋子的位置，没有他的命令谁都无法移动，这样他才心满意足。

    土地是皇帝的，百姓也是皇帝的，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将百姓固定在土地上，任何流动与变化都是值得警惕的，任何外来者都可能意味着入侵，和平的意义是互不往来，否则就是战争。这种治国思想造成了对中国海商的严厉打击，这就是朱元璋禁海的真相。

    但万幸的是，继任者永乐大帝是个高瞻远瞩，且极具远见和战略思维的人，所以陈惇说的“意识到政治还是军事问题”的人其实并不是朱元璋，而是朱棣。

    做一个对比来说，洪武二年，朱元璋派杨栽等七人出使日本，并亲自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威胁倭寇。接到信后，日本国的怀良亲王大怒，斩杀明使五人，其他的悉数扣留，朱元璋的这一次交涉毫无成果可言。后来的几次交涉又不欢而散，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年果断地断绝了跟日本的往来，把日本列为“不庭之国”，永远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而朱棣的做法，就大相径庭。

    朱棣登基后就遣使把自己即位的消息诏谕日本，知道日本信佛，还特别派了僧录司右阐教道成使日本，不久，幕府将军源道义就遣使圭密等三百余人，奉表贡马及铠胄、佩刀、玛瑙、水晶、琉黄诸物来了南京，朱棣当即赐圭密等文绮、紬绢衣并钱钞、纱罗有差，赐其通事官带，命礼部宴之……

    完后又遣使随同日本使团前往东瀛，给新册封的日本国王源道义送了一套穿的用的东西，自此以后，中日两国官方往来一直不断。源道义死后，朱棣甚至赐谥，并且册封源道义儿子为日本国王，虽然他们一家其实只是幕府将军罢了。

    在这种外交氛围下，早在永乐三年的时候，源道义就听从朱棣的要求，捕获了对马台歧等岛的若干海盗，派使臣将这些海盗押解至南京，并连续好几年向大明献俘，直到他死去。自此以后，“海隅绝警”，直到永乐十五年，大明总体处于“海洋平静”局面。

    而朱棣在对外实施安抚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海疆的军事防御，所以在永乐十七年，有了望海埚一仗，是明初对倭寇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此役让倭寇主力殆尽，大明王朝的海疆由此平静了一百多年。

    最值得大书特书还是他开放海禁，遣使下西洋的举措，使海上私人贸易合法化，沿海的商人们因为有了合法渠道而不必落草为寇，朝廷也能靠收取关税而增加收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郑和下西洋甚至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盘踞在海岛上为寇多年的海盗陈祖义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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