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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深夜，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声等人活埋，通讯处的财物也被洗劫一空，史称“平江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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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国民党针对地下党领导的八路军进行迫害是有原因的。

    早在1938年秋，鹿钟麟奉国民党政府的命令，成立冀察战区，设立heb省政府，上任省主席，其一上任便以省政府的名义要求取消冀南行署，并制造heb省保安司令张荫格部队与抗日部队间的军事磨擦。

    1938年12月以后，张荫梧部队连续袭击八路军，暗杀其人员，活埋抗日军人家属，包围抗日县政府，赶跑民选县长，剥夺敌后抗日军民的民主权利，吊打和杀害民选的村长等，罪行累累。直到不久前制造了深县惨案。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

    在此前后，蒋委员长曾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意义，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召集太平洋会议；对地下党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地下党的目的。”

    这次会议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会后，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

    蒋氏集团的斗争矛头由对外转向对内，加紧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活动，加紧了反共宣传，设立了许多监狱、集中营，囚禁、屠杀共产党人，向边区、解放区派遣大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

    国民党顽固派政策的逆转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国际背景的，“是由于他们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对外依赖性，以及对本国真正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心之再一次暴露。同时，也是由于目前战争形势，国际情况及日本情况所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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