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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回邹先生提到的四本书，《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城子崖》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

    《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这两本，不是专著而是期刊，20世纪20～30年代中研院史语所出版的专刊之一。内容以有关安阳的发掘工作为限，不收外来稿件。由李济任总编辑，傅斯年、陈寅恪、董作宾、丁山、徐中舒任编辑。

    1929年12月至1933年6月在上海出版，共出四册。

    安阳殷墟1～7次发掘的工作简报和有关研究文章均发表于此。1936后该所另编《田野考古报告》，《安阳发掘报告》不再出刊。

    《田野考古学报》47年后改名《中国考古学报》，建国以后改名成现在的《考古学报》）

    所以这两本书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城子崖》跟《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这两本报告，苏亦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现在宿舍都有着这两本书呢，其中《城子崖》还有宿白先生不少批注，而《斗鸡台东沟区墓葬》则是许婉韵送给他的，里面都是这位大姐的学习心得。

    有时候，翻看旧书乐趣之一，就是看着这些前辈在书上做笔记写心得，可以从这些只言片语去窥视前辈们的治学心路历程，这也是淘旧书的乐趣之一。

    得到苏亦的肯定回答以后，邹先生并没有让他继续讲解，只是让同学们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这些发掘报告。

    然后继续跟同学们分享关于他读研的经历，甚至临到下课的时候，还讲述他被录取研究生那个暑假因为贪玩被向达先生呵斥的事情。

    本科毕业以后，9月份研究生才开学，这期间，邹先生就去青岛看望家人，同时还在那里避暑度假了。

    恰巧，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培训班就在北大上课。老一辈的考古人对这个培训班再熟悉不过，都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军校。

    当时，向达先生恰好担任考古培训班的副主任，他认为邹先生作为非科班出身的研究生应该随训练班补课，结果，邹先生偏偏跑去玩了，等会北大的时候，培训班的课堂讲授部分基本已经结束。

    邹先生想要回来上课，已经来不及。作为他学术引路人的向达先生，对于此事非常生气，把邹先生叫到家里，就一通臭骂，差点把当年的邹先生骂哭了。

    这一幕，苏亦总感觉似曾相识。

    不对，完全就是同病相怜啊。

    因为他暑假的时候，就被宿先生写信呵斥一通，上一周又被臭骂一顿。

    听完这个时候，苏亦只能再次感慨，宿先生不愧是向达先生的弟子，就连脾气都如出一辙。

    这事，对邹先生影响还是很大的。

    几乎可以说是影响他一生。

    不然，也不会现在拿出来说，也有可能是邹先生怀念向达先生的一种方式吧。

    缺席这一次考古培训班的课程，对于邹先生来说，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同年10月份，他跟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到郑州二里岗实习的时候，直接抓瞎了。

    说到这里，邹先生顺便讲了一下二里岗的情况。

    二里岗遗址的最早发现者，不是别人，正是郑州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维周先生。

    这位先生，可不是普通的小学老师。

    二十年代就读于河南国学专修馆，毕业后参加河南古迹研究会，只不过抗战爆发以后研究会解散，韩维周才回乡当小学教员。但，仍然不放弃自己的专业，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干着考古调查，也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

    这种调查，完全就是自费调查。

    不是真爱，谁能坚持那么多年呢。

    韩维周先生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在破旧的城垣周围转悠，就这样转悠着，还别说，真的就有大发现了。

    1950年秋，他在郑州南方向二里岗一带采集到一些古陶碎片、石质生产工具、占卜用的卜骨。韩维周看到这些器物，就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初步推测应该商代的遗存。

    在河南发现商代的遗存，并不稀奇。

    自从殷墟被发掘以后，全国的同行都知道河南是考古人的风水宝地。

    考古重镇不是说说而已。

    韩维周把这些发现上报有关部门，请求派人深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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