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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等邓广铭46年10月份在北大史学系教书的时候，宿白先生已经从史学系毕业多年，开始在文研所读研了。

    甚至，当时众人在宿先生家做客的时候，宿先生还跟大家分享他当年读研的经历。

    “抗战胜利以后，在西南联大的北大回来了，就把我们这个北大解散了，我也没有着落。冯承钧先生问我打算上哪儿去，我说没地方。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到图书馆工作，我说这工作我很喜欢，他就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了当时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毛准。”

    “后来，北大要恢复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向达找不着人，他去看冯先生，说起了这个事，冯先生就又介绍了我。我那时已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多，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让我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

    “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我这才离开了图书馆，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

    宿先生44年以后，宿先生就在图书馆工作，一直46年到聘为北大文研所古读研。从这些经历看来，这两位先生在建国前的老北大是鲜少有交集的。

    虽然他俩都有文研所的助教经历，但，所处的年代以及所处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邓广铭先生是在昆明的时候在北大文研所给陈寅恪先生当助手。但，宿白先生则是在抗战胜利以后重建的北大文研所工作。

    一直到52年，北大搬入燕园，宿白先生才进入北大历史系教书。这两位两位先生才有了密切的交集。

    不过，这两位虽然相差十多岁，却并未有师承关系，也算是平辈论教。

    然而，邓广铭先生的性格更加的爽朗，就算以前在集体宿舍楼被人喊老邓，他也笑呵呵的回应，在跟宿白先生交往中，邓广铭先生就更加不在乎这些细节。

    也没有矜持自己的系主任身份，等苏亦跟漆侠一起宿白先生家做客的时候，他没啥犹豫，就过来串门了。

    而，宿白先生之所以分享他的读研经历，完全是受到邓广铭先生的启发，或者说在邓广铭先生的带动下，他才分享自己的过往。

    不然，按照宿白先生严肃的性格，他怎么会在苏亦他们这些弟子面前，如此轻易袒露自己的心声。

    说到这里，邓主任还望向苏亦，“我听说你这段时间一直都跟系里面的诸位老师学习基础课程。”

    苏亦只能点头，“嗯，宿先生让我夯实一下基础。”

    邓广铭给予肯定，“这是应该的，你终究跟小马他们不一样，没经过系统的考古训练。不过，就算读了大学四年出来，该夯实的基础也要夯实，在这个方面，你们导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还等大家发问，邓广铭先生就说，“你导师可了不得，在魏晋考古、佛教考古、汉文佛教典籍目录和雕版印刷方面都有所成就，与当时的博采众学、兼收并蓄有着很大的关系。”

    这种情况下，宿白先生怎么可能啥话都不说，他只好说，“毕业后，我留在北大文研所考古组做研究生，期间不仅专注历史考古学，还涉猎了很多其他专业的课程。比如本科的时候，冯承钧先生教我们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我很有兴趣。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研究生阶段，我还从赵斐云先生学习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因当时先生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便从赵斐云先生整理李氏书，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宿先生当时提到的“李氏书”是指，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的书。

    1940年，李盛铎号木斎氏木犀轩的藏书9087种售予北大，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纯版本性质的古籍很多，有一部分历代流传有自的宋、元本，但大量是明清时期刻本和抄本，包括明清以来着名学者和藏书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写本和朝鲜古刻本等。

    书太多了。

    就需要编着目录，不然，按照当时的条件想要检索，难度极高。

    恰巧，赵斐云先生当时在北大开设“中国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等课，期间受聘北大图书馆指导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的编目工作。

    这样一来，宿先生跟随赵斐云先生学习，自然而然，就跟随着对方整理李氏书，更不要说，读研期间，宿先生还兼任北大图书馆编目员。

    这也为宿先生的目录文献学打下深厚的基础。

    听完宿先生的求学经历，众人也只能感慨，宿白的博学。

    苏亦也感慨。

    更让他感慨的是，宿白先生师从的这些老师都是大师级别的人物。

    邓广铭先生还继续爆料，“你们导师，不止跟随赵斐云先生学习，跟曾跟跟随陈援庵先生学习史渊学，尤其是佛籍目录。”

    这个时候，苏亦才知道，原来在1946年10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和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斐云分别被聘为北院史学系名誉教授和兼任讲师。

    难怪，这两位大佬会来北大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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