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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1933年底北平图书馆托清华大学浦江清与大英博物馆商拍摄敦煌文献佛经以外的写本，遭到拒绝。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请求入库选取部分抄录，再次遭到拒绝，甚至义务为之编目也遭到拒绝。”

    就算屡遭拒绝，国内的学者也没有放弃在海外抄录敦煌文书。

    除了浦江之外，同样还有学者继续前往大英博物馆抄录文书。

    “然后，1934年，浦江清的好友张素痴来到了大英博物馆。考虑到浦江清吃闭门羹，张素痴谁也不惊动，直接到陈列室内，利用展品的更换，一个字一个字抄录了十数种珍贵的敦煌写本资料。像武则天时代的经书长卷，18岁的女子以10匹绢的价格被卖掉的卖女契，妻子如何给婆婆及丈夫写信的范文，解梦书，现存最早讲解围棋战术的棋经等，就是这样抄回来的。”

    “北平图书馆对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书的搜集一直在持续，并没有浦江的遭遇而停滞不前，1934年秋北平图书馆负责人袁同礼派编撰部索引组组长王重民前往巴黎查阅和编辑摄影敦煌遗书，直至1940年德国军队占领巴黎才前往美国。期间，1935年年底，王重民又利用圣诞节假期前往伦敦观看敦煌卷子。王重民从1934年开始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整整5年期间，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一直到1947年，王重民夫妇在滞留国外十多年后才回国。”

    “同样，1935年袁同礼因写经组组长向达在本馆服务五年成绩卓著，并对于经典夙有研究，派他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然而，等1936年秋，来到伦敦的向达先生却备受刁难。”

    “在向达先生的通信之中，曾经记录过这个过程：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我在不列颠博物馆阅读敦煌卷子。因为小翟理斯博士的留难，一年之间看到的汉文和回鹘文卷子共才五百卷左右.....我所看到的其中重要的部分都替北京图书馆照了相当时并替清华大学也照了一分后来王有三先生到伦敦又替北京图书馆补照了一些……”

    说着，苏亦还声情并茂的朗读向达先生的这些书信原文。

    这段文字，他多少有些印象深刻。

    之前，他在文史楼考古专业阅览室他就观看了向达先生翻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然后顺带翻看了他的其他作者。

    北大历史系其他先生的文章著作，苏亦可以不读，但向达先生的文章，苏亦必须要读，因为向觉明先生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苏亦的师爷，因为宿白先生当年在北大文研所读研的时候，就师从向达以及毛准两位先生，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让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

    当时，向达先生就是北大图书馆馆长，他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期间，可以说北大师生最为幸福的时间段，因为向先生直接允许北大的老师直接进入书库里面看书。

    不过北大图书馆这个风气好像保留下来了。

    苏亦听说，现在的北大图书馆，不仅允许老师到书库阅读书记，对于他们这些研究生也是开放的，如果有需要，拿着研究生的借书证过去图书馆，就可以进入书库看书。

    这种福利，后世的北大学子想都不要想。

    听到苏亦这些讲述。

    台下的同学们愤慨不已。

    “这些混蛋，这些经书明明是从咱们国家流散出去的，他们凭啥不让我们去抄录？拍照？这些该死的英国佬。”

    “对，还有该死的斯坦因，都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家伙，不然，咱们敦煌经卷怎么会流失到大英博物馆收藏。”

    “对，还有该死的王道士，这个文盲，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不止王道士，还有该死的晚清政府那些昏庸的官员，尤其是敦煌县令汪宗瀚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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