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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前世在云大读研的时候，就曾经读过他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这书开创了yn省近代考古学的先河，使大理成为了云南乃至全国进行现代文物考古，田野调查，发掘的重点地区之一。

    之所以说这个就是想说明苏亦是认识吴金鼎的。

    而之所以说《城子涯》，是因为河宕遗址调查报告是有借鉴里面的报告内容的。

    比如，墓葬部分，提到河宕人体质形态与人种鉴定就借鉴了《城子涯》。

    因为，《城子涯》这本中国考古的第一部报告就出现了科技考古内容。

    从时代背景上来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代表着中国考古界宽广的眼光。

    所以从这部分来说，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并没有什么创新。

    就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发掘报告。

    然而，这终究是苏亦参与的第一部发掘报告的编写。

    除了第四章，墓葬部分，他重点参与之外，第二部分地层堆积，几乎就是他第一次去河宕遗址发掘现场对文化层的分析文字版整理出来的。

    当时，曹子均考察他对河宕遗址文化层的了解，他分析完后，正好被商志谭教授撞见，当时，商教授就直接提议杨式挺把这部分整理一下编入发掘报告。

    然而，杨式挺执行地比他的提议还要彻底，直接把这部发掘报告的框架交给苏亦来把握了。

    所以，等苏亦离开祖庙工作站的时候，发掘报告虽然没有全部整理完毕，也已经进入收尾部分。

    而他的名字也被列入发掘报告的编著作者当中。

    名字仅仅排在杨式挺的后面。

    当然，整理发掘报告是一件工作量相当大的工程。

    参与河宕遗址所有人都有份。

    要不是杨式挺的存在，苏亦怎么可能有机会参与报告的编著。

    苏亦这种空降的伞兵，说难听点，也算是摘取别人的发掘成果。

    然而，有了杨式挺的存在，这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要知道，体现遗址发掘水平的高低，比的是从遗址中能提取的信息量，田野发掘是第一关，整理是第二关，写报告公布信息是第三关。

    而且，还是最为重要的一关。

    没有发掘报告，就是考古人的自嗨。

    啥都不是。

    对于苏亦能够参加发掘报告的编著，宿白先生给予苏亦很高的肯定。

    能够获得速来严厉的宿白先生肯定，对于他的弟子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实一开始苏亦并没有想起来要跟导师求助，还是杨式挺在跟苏秉琦先生通信的时候，特意点了他一下。

    杨式挺这些年因为石峡遗址的关系，连续多年跟苏秉琦先生通信，他跟老师苏秉琦先生关于学术上的探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然而，苏亦却不一样，他习惯了一个人单打独斗，就算是前世读研的时候，导师也很少干涉他的研究方向，能提供的帮助也是有限的，万事要靠自己。

    所以杨式挺的提点后，苏亦才后知后觉。

    已经读了研究生，导师就是自己学术的引路人，撇开导师自己去闷头搞研究，有不尊师重道之嫌。

    杨式挺的提点还是有的，在人情世故方面，苏亦有时候多少有些拎不清。

    果然，他把自己在省博的实习近况跟宿先生通报之后，宿先生给他回信的第一句话就是呵斥他分不清轻重缓急，研究方向东一个榔头西一个棒槌，没有规划性。

    还告诫他，这是学术上的大忌。

    然后，还告诫他，要稳住性子，不要锋芒毕露。

    还告诫他，时刻要注意自己北大学子的身份，不能弱了北大的名头也不能仗着北大学子的身份仗势欺人。

    这些都是师长对弟子的日常告诫。

    主要还是让戒骄戒躁。

    全篇回信把他数落一通之后，再结尾处才来一句，“得知你参与河宕遗址的报告编写，吾心甚慰，特意给你挑选了数本报告，供你参阅。”

    嗯，这些报告其中就是包括《城子涯》还有《辉县发掘报告》，之所以没邮寄《白沙宋墓》以及苏秉琦先生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等，那是因为之前苏亦在北大复试的时候，已经获赠。

    宿白先生是一个严厉的人，对后辈的要求以严苛著称。

    严苛到什么程度呢？

    严苛到他觉得你不行，就算有机会给你上位，他都宁愿不要这个名额也要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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