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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中国史稿》这书还有一个大的争议，就是在中国古史分期上，直接采用了郭老的观点。

    也就是中学历史课本里面说的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发展阶段。

    把夏朝的建立，当作是是奴隶制社会开始的标志，从战国初年（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是封建社会时期。

    郭老的古史分期一直在学界就存在着争议。

    不少学者，直接就提出来中国没有奴隶制时代。

    不过，争议是争议。

    主流学术观念依旧是这个。

    同样，杨式挺让苏亦引用这本书的观点也是原始社会部分，这部分，是不存在争议的，就算有争议也很小。

    苏亦放心用。

    不过，杨式挺的告诫，也让苏亦关于栽培稻方面的资料收集告一段落。

    他终究是学考古的，而非水稻学。

    不过，石峡稻遗迹的发现意义是重大的。

    填补了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栽培稻发现史上的空白。

    所以丁颖教授在《中国水稻栽培学》，指出，“就江汉平原以至皖、苏、浙各地稻谷出土遗迹的分布情况看，当时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也似比之黄河流域更为普遍，其栽培时期也可能比黄河流域为早。但在珠江流域迄今还未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谷遗迹，这是今后应该注意发掘调查的。”

    好巧，石峡稻遗迹的发现，就填补这个空白。

    由此可见，地处珠江流域的石峡新石器时代栽培稻的发现，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论文想要深入一些，除了论证稻作起源，还要以小见大，通过稻遗迹去推测新石器时代的岭南农业的发展阶段。

    而这个方面缺少不了农具出土物。

    石峡遗址下层及壹、贰、叁期墓葬出土的三百多件石钁、铲、锛、凿等生产工具中，属于农具，主要是石钁、石铲，以及一部分器型较大的石锛。

    “石峡遗址出土的石钁和石铲都比较罕见，其中石钁共计出土18件。但，这种农具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与稻谷共存的，都是从108、80、104、43号墓发掘出来的。除此之外，探访11和探方86中也发现了三件。”

    吴振华说，“这种石钁一般比较厚重，可以用来掘土和垦植，若与石铲配合，或可用以开挖沟渠，有了这种农具，就给种植水稻提供了必然的条件。”

    沈明感慨，“所以说，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会制造并使用工具是人和猿人最根本的区别，因为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提高生产力和效率。”

    苏亦点头，“不过新石器的人类已经跟猿人没啥关系了。”

    吴振华不发表议论，而是问苏亦，“关于石钁的资料，你做过其他的收集整理吗？”

    苏亦点头，“这种式样的石钁，湖南ar县安坪司遗址出土过，东南沿海地区未曾见过。”

    湖南安仁遗址是六十年代发掘的新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就在当年的《考古》期刊中收录，恰好，省博资料室还保留原版，所以查询起来并不费劲，这也是苏亦唯一找到的有关于石钁描述的论文。

    也被他列为论文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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