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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杂项，是天启元年的户部尚书汪应蛟，汪是东林党，提出的多种增加收入的名目的总称。

    汪应蛟在奏疏中称每年增加收入可达296万两。当年开始实行，但未规定各省具体的份额，共征得116万两。

    天启2年只收到65万两。

    天启3年开始规定各省具体份额，其中楚、桂、蜀、滇四省杂项收入同样镇压用于奢安之乱，其它各省共定额181万两。

    根据天启3年的份额，说明杂项中包含卫所屯田的“子粒”收入，之前没有参加辽饷田赋加派，现加收23万两。

    优免丁粮，明朝官员、有科名者、为政府服务的儒士、吏员等人分别享有免除本身的差役及减免不同数额的田赋的特权，现除秀才之外，酌情加收，共44.4万两。

    这显然就是所谓的“向士绅收税”。

    以上两条实际上是继续增加田赋收入。

    平籴仓是地方州县的储备仓，平时每年入藏一定数量的粮、银，饥荒时用于赈济。现将其中一半收入上交中央。共14.6万两。

    抽扣工食，明初地方政府所需的人力都以“役”的形式强制从民间调发，后来逐渐取消强制性，改为地方政府加收工资即“工食银”，从民间雇佣。

    “工食银”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67.9万两。

    马夫祇候：类似工食银，是将给地方官服务的马夫等人的工资支出的一部分上交中央。近10万两。

    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各省的督抚和巡按御史以中央官员身份到地方上办差，本无直接的地方财政收入可以支持，按例地方上要调拨办公经费，且督抚办案有罚金之权，也可充当经费。

    现将这些经费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19.8万两。

    中央从地方财政中争夺收入。

    房产交易税，税率2%，额征近29万两。

    典铺酌分，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5等，每年分别征税10-50两不等，额征19.5万两。

    以上两条可是向金融、房地产两大暴利行业征的税啊，又不影响“实业”。

    准许民众捐银130两买生员身份，未见定额。生员可以不纳丁银，这实际是在出卖一种免税特权。

    规定税额很详尽，然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每年还是只能交上来60多万两。

    到崇祯二年户部开始做预算，把杂项重新规定为97万两，显然是现实面前的无奈举动。

    这次预算把之前征不上来的“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减去了，但崇祯四年预算中重新出现了这项，并开始征收“生员优免”40余万两，向之前仍然赋予免丁役特权的生员下手。

    盐课盐课加征是天启元年户部主管辽饷的官员新饷司郎中杨嗣昌提出来的。

    当时明廷使行“纲法”，规定一批固定的商人每年认购盐引。

    本来商人在认购盐引时就要交纳“余盐银”，实际上是政府失去了一部分灶户、盐田的控制权，反而将这笔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现在认购盐引时还要交额外的辽饷，天启3年辽饷数据中有“盐引银”32万两，可能就是天启元年定下的数目。

    天启4年5月曾加征盐课54.7万两，但这笔加征持续时间不详，且后来叙述辽饷者都未提到这笔加征，很可能是其它名目下，比如修三大殿、修皇陵的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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