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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关将至，忙碌了一整年的行人，走路时的脚步也比平日轻快了很多。

    灰色的自行车大军延绵几里地长，清脆地铃铛声混杂着首都爷们的吆喝声，让林维桢仿佛置身于菜市场。

    绿灯亮起，停滞的自行车大军如同蛆虫一样，缓缓的伸展开躯体，最前头的自行车已经窜出一里地，林维桢才刚起步。

    红绿灯去年才在首都出现，此时的红绿灯被称作“交通指挥仪”，并且还是由交警人工控制，经常因为人为原因造成混乱。

    自行车也能堵车，全世界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正是办年货的时间，许多自行车的后座上绑着一堆年货，没有自行车的人则是肩扛手提，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脸上也洋溢着过年的欢乐。

    对国人来说，没有比过年更重要的日子了。

    遇到熟人，立马来一句“办年货了？”，相当于首都人平日里说的“吃了吗？”

    国人的思维方式跟外国人不同，前世林维桢认识不少外国人，那些会说中文的，每次林维桢跟他们打招呼，问他们“吃了吗？”，他们都会很实诚地回答“吃了”或者“没吃”，想要从他们的嘴里得到第三种答案，没门！

    倘若是国人，他们会见碟下菜，比如“今儿天气不错”，“遛狗呢？”等等，犯懒的人更简单，微笑着点点头便是了。

    但不能说外国人实在，更不能说国人虚伪，这种社交上的行为差异主要来源于两种文化群体的思维差异。

    脑子里胡思乱想着，林维桢不知不觉中跟着一辆办年货的自行车，驶进了音乐学院的家属区。

    今天的太阳还算暖和，穿着黑色棉袄的老大爷咧着缺牙的大嘴，热情招呼道：“买年货去了？”

    自行车的主人踩了刹车，麻溜地跳下车，用袖子擦擦额头上的汗，“是啊，您是不知道，商店里的人忒多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买东西不要钱呢！对了，您老的年货办齐没？”

    “就缺肉了”。

    “嗨，那还不快去！肉都抢疯了，我一大早儿就去了，您猜怎么着？人山人海，还没轮到我肉就卖光了！我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新来了一批肉”。

    “不会涨价吧？”

    “去年猪肉从八毛钱涨到一块一，大家都抢着买，眼见着年底了，保不准真会涨价，我劝您还是趁早儿买吧”。

    另一个老爷子道：“幸好我家早买了肉，一整块后肘子加半个猪头，够了”。

    旁边一个老太太插话道：“我怎么听说最近的肉不新鲜啊，白不呲咧的，没一点肉色”。

    “嘿”，路过的一个小年轻清清嗓子，一脸我知道内幕消息的样子，直到老头老太太们们的目光齐刷刷地对准他，这才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道：“我知道怎么回事儿，不过你们可别往外说”。

    “都是知底儿的人，你害怕我们乱嚼舌头？你小子尽管说就是了”。

    “我听说这段时间市面上的猪肉每天都卖脱销，快过年了买不到肉那怎么行？这不是逼老百姓造反么？得，人家从战备仓库里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外拉冻猪肉，嘿嘿，老太太，这种猪肉你还想要肉色？做梦吧！有的吃就不错了！”

    “你瞎说吧？造谣可是犯法的！”

    “嘿，我说老爷子，刚才是您让我说的，您可别吓唬我，我胆小，我嘴贱，该打，您老就当听个笑话，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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