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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规定，以捐纳得官者，如果是京官最高可以捐至正五品的郎中，而外官最高可以是正四品的道员，不过还可以捐一个二品衔，也就是可以戴上红顶子。

    与科甲出身者相比，捐纳入仕的官员素质是相当差的。

    统治者也很清楚这一点，因而设置了对其任职的一些限制。

    一是不能在吏部、礼部任职，也就是说，花钱买官者不能再获得卖官的权力，也不能在关系国家礼仪的清流衙门任职；

    二是只准授予工作压力较轻的简缺而不得选任责任重大的繁缺；

    三是不能任教职，这是为了维护知识的尊严与师生之分，不能让这些文理不通的土财主来教读书人。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捐纳制度都存有很大的弊端，统治者也很明白其中的道理，可是为何还要广开捐纳呢？

    官方的给出的理由是：“其始固以搜罗异途人才，补科目所不及”，这显然是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通过卖官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在国力强盛的康乾盛世，当时的捐纳者获得的主要是虚衔、封典以及贡生、监生等头衔，这只是一种荣誉和地位的象征，并无实际权力，其程度也在可控范围没有成泛滥之势。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战争开支、赔款等都需要大量的金钱，清政府财政日渐枯竭。咸丰三年，国库存银仅剩22万两，这点钱还不够江南大营一个月的开销。在救穷的各种办法中，捐纳成了最便捷、最可靠的财政收入渠道。

    咸同年间，因为捐纳广开，加上军功、荫袭、保举，以致社会上“官多如鲫”，因官缺有限，还形成了庞大的候补队伍。

    当时，“花翎红顶”几乎遍布全国。以江苏为例，同治末年，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同知、通判可由外补之缺亦不过数十人。而此时候补道约有六七十员，候补府、州、县、同知、通判的约有一千余人。

    从这个比例来看，候补者想要得到实缺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这些人一旦获得署事的机会，必然犹如饿虎入羊群，其贪得无厌可想可知。

    而他们的存在，甚至又严重影响到正途出身的官员的补缺机会，以至于出现正途出身者后悔不该中举的情况。

    清末时期，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吏治也更加腐败。光绪、宣统两朝把卖官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根据不同的情况，减价大拍卖，因而也就出现了打七折知县、三折州同的大甩卖现象。

    嘉庆时，捐道员需银18040两，而到了光绪十年已经降到了9446两，到了光绪二十六年更降至4723两。

    宣统元年新成立的度支部还正式将日常捐纳所得，列入国家“必要的财政收入”。1910年，度支部制度的次年财政预算岁入表中，明确规定捐纳一项收银为565万两。

    “贤婿按照朝廷目前的捐官价格，捐一个道员，也不过区区几千两白银。捐官容易获得实缺可不是一般的难，那要花更多的银子才行。”

    “岳父，接下来麻烦您去操作此事，不管花多少钱都要弄一个实缺。名不正则言不顺……”文昊不由的摩拳擦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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