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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家人和民部鸡飞狗跳。百姓们听到减赋的消息是举国欢腾。

    大唐立国十年了，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减税，这个时代的生产力低下，每一粒粮食和每一个铜钱对百姓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百姓有理由欢庆如此难得的举措，口称皇帝仁慈。

    圣旨一经公布，李渊父子和朝廷在民间评价立刻上升了好几个档次。就连街头巷尾传言的李元喆的一些小道消息也开始渐渐的变少了。

    只收丁赋是种应急的监察和反腐手段，租庸调目前还是符合大唐国情的主流税制，李元喆也想采用更加先进更加完善的税收制度，但他不能这么做，说到底大唐还是太穷了，底子薄，贸然的改变太过危险，后世的经验告诉他，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后世的伟人还说过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大唐的生产力和社会结构还未有改变，暂时保持原有的运作方式是必然的选择。

    减税的圣旨颁布之后，李渊立即抽调了御史台、大理寺民部和百骑司的三百多人分散到关中各地充任丁赋巡查使，监督关中各地方的税收工作，防止出现摊税加税和违规征发劳役的事情。

    李元喆很喜欢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从来不怕从最坏最心存恶意的方面去推测中国人。

    他相信鲁迅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抱着对那个时代的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善意，并非刻意贬低国人。

    李元喆也不会刻意去歪曲别人话，但他深信人性不分善恶，只看人的屁股坐在什么位置上。

    他太了解那些世家人和贪官们的嘴脸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一句让人细思极恐的话，如果没有强力的约束，再好的政策，从朝廷传到县里就会变得面目全非。

    皇权不下县，大唐对基层的统治力很是薄弱，一旦有人从中作梗，故意歪曲解读减税的政策，最后吃亏的还是朝廷和老百姓。老百姓没能得到实惠，朝廷好心办坏事，到头来还要背上骂名，那样一来李元喆和老头子的这次行动就是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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