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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淮军自己都不愿使用江南制造局制造的步枪，尽管江南制造总局正是淮军领袖李鸿章一手筹建的。

    造不如买的局面继续在民国延续下来。民国时期烂大街的汉阳造步枪，1915年时售价是20元现大洋，北伐战争时是30块现大洋；而进口步枪在1911年时平均售价不过是10元多一些。

    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很有一个原因在于，晚清兵工厂是官办的。官办企业效率很低，浪费很大。

    譬如江南制造总局，是李鸿章一手创办的。那时候，李鸿章是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江南制造总局设在上海，李鸿章可以光明正大地管理江南制造总局。

    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时，不愿把江南制造总局这块肥肉让给他人。一番利益博弈之后，朝廷下旨，江南制造总局由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共管，经费来自江海关收入。

    这样一来，两江总督可以从江南制造总局中分得好处。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后，仍然继续遥控江南制造总局。

    不难想象，江南制造总局成了李鸿章的禁脔，既是他的提款机，也是他安置淮系亲信的机构。满清费资千万投资的江南制造总局，从一开始便是官僚主义横行，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

    官办行不通，便有官督民办、官民合办，总归离不开一个官字同，始终困难重重。

    隔壁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一开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他们反应很快，干脆把官办的军工厂私有化，扶植财阀，闯出了一条工业化的路子。

    日本的工业化同样存在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财阀控制经济，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底层百姓在贫困线上挣扎。就连日本引以为傲的皇军，下级官兵都穷得无法养家。

    为了维持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日本只剩一条路可走：对外扩张，军事冒险。此举更把日本百姓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儒家文化伦理下，一旦商人控制国家经济，就会形成财阀，对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杨烜的思路是，由国家强力干预经济，但并不直接控制经济。在表现形式上，经济仍是以私营为主，却受到国家政策的强烈影响。

    譬如怡和公司，便由伍崇曜家族控股，算是一家私有公司。怡和公司与英商怡和洋行合并后，又增加了外资股份，私有化色彩更浓。

    怡和公司这两年来发展迅猛，有两大关键因素：

    一是接收了广西新宁公司的技术转让，而广西新宁公司是由军政府控股的企业。作为交换，新宁公司获得了怡和公司的股份，并在怡和公司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是怡和公司在改制过程中，得到了军政府的注资。军政府的注资额度不大，却能在土地、政策、客户等方面给怡和公司带来便利，也获得了董事会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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