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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分割成40多个小牌照的联通，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整体性。

    外资的目的和逻辑很明确，如果按“中中外”提出的现金流分配模式，第一年投资产生的现金流马上就可以提供二期资金。

    如此滚动，外资在联通的网络规模里，占据的总额甚至会超过70％以上。

    而此时，国内还不允许外资进入基础通信领域。“中中外”模式，却绕过了法律，找到了一条抢滩登陆的捷径。

    至于所谓的法律法规，早就被淹没在了项目开工时，各级领导热情洋溢的讲话之中，鲜少有人提及，或者说被刻意回避了。

    “中中外”的模式，使得联通的收入和潜在利润，大都被投资方在短时间内分掉，致使联通无法完成资本积累，公司的发展前途一片渺茫。

    联通成立四五年的时间，净资产只增长了不到10亿元，资产负债率却高达87％。

    而被寄予厚望的“中中外”模式，更像是一种作茧自缚或是饮鸩止渴的行为。

    邮电部门不是没对这种模式提出过质疑，但邮电部是电信公司的亲爹，而联通的背后则是电子部、铁道部等十五个部委、单位，不同意见更容易被视为不同势力的较量。

    直到98年，有关部门才正式否定了这种模式，要求联通停止“中中外”项目，对投资方的资金本金予以清退，并给予相应的补偿。

    于是从99年3月开始，联通聘请国际级投资银行进行艰苦谈判，数度调整策略，历时一年的时间，终于逐一清退了“中中外”项目中的外资。

    不过，在这次的清退中，国家和联通也是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损失不损失，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反正他们赚了也不会分给唐伟东一分，赔了也不用唐伟东出一分钱。

    不对，也不能这么说，唐老板可是纳税人啊，赔了的钱也有一部分是他上缴的税。

    既然这样，那就不能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联通往火坑里跳了——必须得推他们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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