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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因为自我阉割导致的积贫积弱在几个重要方面非常致命，其中之一就是军事领导。

    制度化的文官统领武将和军队只有宋代才存在，直到灭亡也没有根本改变，实在是笨到家了。

    这实在是陈桥兵变带来的恶有恶报之一，因为赵匡胤拥兵自重谋国夺权，就直盯了祖训，不贵武将掌兵。

    这个防范措施在北宋前期作到了极致，不但文官掌兵，而且将兵分离，也就是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将兵互不相识，打仗之前才派将去领导那些陌生的兵马。

    知道熙宁变法神宗皇帝亲政以后，才由王安石提出的变法之一置将法有所改变，但是只是在中层将领方面将兵不再分割，但是在大军统帅层面一如如故，就是文官领兵、兵将分离、临时差派。

    因为宋代的兵员基数的庞大，武官和文官系统一样，充斥冗官，即使极端浪费也还是留有相对强大的力量，用来对付农民造反和弱小的反抗，还是能够胜任的。

    可是一旦面临强敌理儒辽兵、金兵、西夏兵，就难以抵敌了。

    其实，从兵力数量、技术装备、经济支持来说，宋朝都比他们强大多了。

    宋代能够苟延残喘几百年，说实话，全都依赖于周遭的敌人不是太强大，他们也没有灭掉宋朝的心愿。

    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崛起于部落酋长，宋代的一个繁华城市比他们整个领地的财富还多。

    一旦他们下决心要灭国，南宋偏安小朝廷就在劫难逃了。

    这种积贫积弱的恶果，主要归因于宋代愚蠢的自我阉割国策，归因于宋代那些篡夺他人王位建立宋朝的赵匡胤赵普等一群目光短浅的君臣群体。

    开国皇帝和臣宰以降，在政治视野方面一鳖不如一鳖，那些只会在别人解释过的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腐儒不思进取，他们穷其一生，基本上就是抱残守缺，不敢越雷池一步。

    外敌侵扰的危机，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更是令那些没有融会贯通理解天理的当政者不知所措，这些送回起来，就给那些奸臣提供了肥腴的土壤，使得他们可以在昏君的纵容下为所欲为。

    这种形态，同时也为昏君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让他们得不到好的指引和管束，故而可以随心所欲地凭一己私欲，挥霍民脂民膏，甚至将积聚的财富拱手送给敌人，更甚者杀死民族脊梁抗敌英雄。

    这个时候，宋代的那些所谓文学大家鸿儒泰斗却在那里赏花吟诗，不是执迷不悟，就是意志消沉，独善其身，岂不是在雕虫小技上抖机灵，在国家生死存亡上愚不可及？

    他们的所有功效，不过譬如南唐后主，亡国之君连惨渡人生都不可得，空留几句亡国之音，猪狗般死去。

    因为窃夺别人国柄的赵匡胤心中将别人都当作假想敌，因为所有文人都甘当附庸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立场，故此设立了君权至上，君权之下不求效率，只求安全第一，互相扯皮，从最高的庙堂开始，一直到下面的地方政权，都是内斗不止，成了党派都争的场所，正人君子没有立足之地，奸佞削人横行官场。

    军政之外，最惨烈的战场发生在那些官员聚集之所，以至于形成了党派之争，从此以后，一切都是为了党派利益，党派利益成了他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即使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金科玉律就成了第二等因素。

    因为第一因素变成你首先必须是我的同党成员，你才有机会成为臣子，否则你就是奸佞。

    然后，他们才去全力以赴地争取皇上的支持，让本届天子成为他们那一党的天子，那一朝的臣子，全部是他们的同党成员。

    由此可知，一旦党派之争主导了朝政，不管是皇上，还是大臣，就用党派利益取代了宋朝国家利益。

    这也就是说，党派利益的出现和如此重要，关键原因是违背天理。

    没有党派之争之前，尽管许多时候宋代也不符合天道，但是他们还是往天道上努力的。自从党派斗争泛滥以后，天理的方向就被放弃，目标方向变成了党派利益。

    至于党派目标是不是符合天理，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或然性的目标，比如蔡京和秦桧一类，他们只会打压异己，实现自己的私欲目标，天理他们想都不想，也没有功夫想。

    那些奸佞不甘心受死，还伺机反扑，镇压他们就够我忙，天理？存不存在都不确定，而且即使有也离我们大老远，管他们干嘛？

    还有，即使我有功夫，也要继续深挖那些潜在的奸佞，把将来的危险除掉，这个也比什么天理重要多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也体现了那些昏君奸臣自我阉割的行为和效果。

    有宋一代，除了皇室和高冠聚集在京城，甚至一国养一城，将全国的财富集中到京城，以保证京都的需要。而这个需要到此为止，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因为鸟无头不飞。一只鸟没有头就是死鸟。

    可是，那些愚蠢的昏君奸臣，却把鸟头和鸟的脖子之下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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