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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警察还是社区工作人员，在警戒线之外一字排开，若干人对手持话筒的我和扛着摄像机的李伟推推搡搡，把我们隔离在警戒线三米之外。

    　　不要说能拍摄到死者，连勘察勘察的民警的影子也捕捉不到。

    　　我懊恼地摇着脑袋，心里憋着怒火。

    　　记者，就是艰难的卫道士，为了捍卫公理和道义，忍辱负重地在各个职能部门和民众之间游走。

    　　“师父，怎么办？”

    　　李伟郁闷地问我：“光靠那几个所谓目击者的描述，好像不能成片呢”。

    　　目击者倒是采访了三个。

    　　“死者好像是一个女孩，据说是浴城的保洁员，不小心掉下来摔死了。”

    　　“好像的讨薪的呢，原本只是站在窗户边吓一下老板，不料失足摔下来了。”

    　　“我听别人说是一个女孩子，好像和男朋友吵架了……现在的女娃娃太脆弱了。”

    　　几段同期说的都不一样，怎么用？自然是不能成片的。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死者是一个女孩，坠楼而亡。

    　　但是，一点现场的画面也没有，还是不能成片。

    　　“咋办师父？”李伟又在催。

    　　“哎呀不要闹。”

    　　我狠狠的瞪了李伟一眼：“没看见我在想办法吗？”

    　　我拨打吴耀驹的电话，却一直没有接听。

    　　我不想和那些维持现场秩序的辅警多费口舌，直接找到了一个民警，笑着试探：“警官，我是《第一现场》的记者，和吴耀驹是好朋友，可不可以通融一下，我们就在警戒线外面拍几个镜头，拍完就走了。”

    　　那民警认真地看了看我一眼，原本凶巴巴的表情松弛了一些，认真地说：“你也是老记者了，也该知道我们的规矩，没有上面的指示，我也不敢放你们进去是吧。”

    　　我急忙解释：“我们不进去，就在警戒线之外，只要你叫你的那些兄弟不要故意的挡住我们的镜头就行了。”

    　　民警很为难，主动给我支招：“要不，你跟我们政工科的李主任打个电话？他同意了我就让你进去。”

    　　我努力地保持笑容：“你看这深更半夜的，不是太好打扰李主任吧……对了，吴耀驹在不在？”

    　　“哦，吴队啊，在里面忙着呢”。

    　　难怪这小子不接电话。

    　　县官不如现管，吴耀驹在就好办了。

    　　“要不，麻烦兄弟你帮我通知他一声，就说我来拍几个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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