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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种行为是否合法还在模棱两可之间，就有人在银行门口倒卖国库券被公安抓了，认为这是投机倒把行为，最后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法律条目进行处罚，只没收国库券再加上批评教育就完事了。

    杨怀定在报纸上看到的这条消息则是再告诉大家，从今往后，起码在这几个城市，买卖国库券不会再被说成是投机倒把了，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卖。

    于是杨怀定马上开始打听各地的行情，然后带上所有积蓄杀奔合肥，在合肥买进国库券，然后在上海销售，第一笔交易三天时间就赚了两千块！这可是1988年的两千块，比他在厂里当仓管员两年的工资还多。

    这下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杨怀定在接下来几年时间里不断辗转全国各地倒买倒卖国库券，因为同在上海，又干着同一项买卖，杨怀定和管金生很快就认识了，并成了好朋友。

    几个月后，管金生告诉杨怀定一个大消息，他从某主管部门领导的办公桌上看到了国库券即将上市的消息，他们便疯狂扫货，用七十五块的价格扫走了SH市场一半儿的国库券。

    等国库券上市的时候，价格定为一百零四块，他们爆赚二十九块，近乎四成的利润成就了杨怀定杨百万的外号。

    只有他又投资故事，成了亿万富翁，然后在大家都疯狂涌入股市的时候急流勇退，清光了所有股票，换成了房子，可谓是步步都踩到了点上，资产不知道翻了多少倍。

    “七十一块已经是合肥最高的价格了，其它人都是六十八块收，还有六十五块的来着。”杨怀定继续劝说李耒。

    “算了，我还是留着吧！”李耒摆摆手走了，他看到杨怀定也只是好奇而已，并没有和他深交的打算，李耒虽然也在金融市场上赚钱，但根本还是实业，跟杨百万这种纯粹的金融投机者不是一路人。

    离开合肥后，李耒马上去了上海，早年间上海对于蔬菜肉蛋等产品实行的是统购统销，全菜场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共负盈亏。

    在那个时候，每到傍晚，天山路每到傍晚会出现一道风景，近郊新泾乡、华漕乡的菜农送菜的脚踏车队伍绵延不绝。那是一种特制的小牙盘载重脚踏车，车坐垫下装有牵引拖车的插销，插销锁住拖车车把后牵引行驶，拖车上堆满装着时鲜蔬菜的铁丝筐，市郊农民称之为“踏菜”。

    他们把刚从田里收来的新鲜蔬菜，送到SH市蔬菜公司下辖的各中心城区的购销站，，购销站从傍晚到子夜，灯火通明，车水马龙，一手收购生产队送货，一手批发给各菜场。

    猪肉则有上海副食品公司批发，河鱼海鲜则有上海水产公司批发，唯豆制品和咸菜豆芽是由各区豆制品加工厂和咸菜加工场生产批发。

    现如今国家放开了粮油购销市场，农副产品开始进入“双轨制”时期，即计划外农副产品可以自由贸易。

    于是乎，上海的各处菜市场又变了一副模样，买菜的不再只是各大公司的销售员，还有城郊农场的工人、村里的农民，自然也少不小商小贩。

    这些变化让菜市场的商品变得愈发丰盛起来，甚至还出现了速冻半成品，上海人称之为盆菜。

    但是由于历史惯性，上海各大菜市场的供应仍不充足，这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是上海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满足如此大规模城市的肉蛋蔬菜供应原本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其次，食品流通环节牵扯到的单位实在是太多了，那家单位都要走流程办手续，这无疑降低了流通效率，延长了蔬菜肉蛋进入市场的时间。

    国家也注意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蔬菜肉蛋供应不足，老百姓的菜篮子很难装满的问题，于是便推出了菜篮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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