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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明朝的工商业虽然非常发达，但商税却越来越低，原因就是商人阶层和士大夫阶层相勾结，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在朝的士大夫代表着商人阶级的利益，

    在士大夫阶层的推动下，明朝的商税一降再降，竟然从百分之三降到了百分之一不到，几乎就和不交税没有区别。

    即便是这样，底层的商人还在不断地偷税漏税，导致朝廷税收流失严重。比如茶税，云南、福建等产茶大省收的税，简直低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

    嘉靖时期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五百万斤，可是一年征收的茶税不到两万两。而浙江的茶叶税收竟然只有可怜的六两，云南为十七两。商人阶层偷税漏税情况和明朝的税率之低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东南的士大夫阶层甚至勾结海商、倭寇，从事走私贸易活动，每年赚取巨额的财富。而由于海商垄断了海洋贸易，在士大夫阶层的帮助下疯狂走私，明朝根本收不到什么税，赚取的银子都进了海商和士大夫阶层的腰包里。繿

    明永历十三年，伪清为了筹集三路入滇的钱粮，顺治在东南搞清欠，半年不到，清廷就筹集了近亿两的白银，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江南士绅集团偷税漏税到何种程度了。

    商税是一方面，盐税和矿税则是另一方面。

    按明朝的“纲盐制”规定，持有盐引者按地区分为十个纲，每纲盐引为二十万引，每引折合盐三百斤或银六钱四厘，称为窝本，另税银三两，运输银三两三钱。以“圣德超千古，皇风廓九围”命名，未入纲者，无权经营盐业，故盐税收入一直是大明朝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每年税收达四百万两。

    天启七年，朱由校大行，魏忠贤倒台，东林党首领、北直隶通州富商李三才接任淮扬巡抚后，明朝两淮的盐税收入当年便急跌至不足一百万两，并且逐年递减，至崇祯十三年，两淮的盐税已不足五十万两，也就是说自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三年，光是两淮的盐税就被贪污了两千余万两。

    明朝矿税的比例更低，大明建国之始，朱元章为了恢复民生，将矿税定到了极低三十税一，故洪武年间，明朝的矿税仅仅五千两，永乐年间，明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朱棣因为得国不正，并不敢进行税制改革，朝廷的矿税年仅十余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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