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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戚本应是皇权的代理人和拥护者，可由于他们的出身及利益立场，却往往变成了皇权的制约者和争夺者。

    外戚利用身份的特殊性，一边勾连内宫，一边联合世族与士人，左右逢源，专行擅权之事。

    皇帝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权益，不得不扶持另一拨代理人，那就是依附于皇权的宦官。宦党也就是这么形成的。

    宦党成势以后，一样走上了专权的路。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在皇权朝堂这个山头上，外戚和宦官就是两只老虎，而权力就是他们争夺的食物。

    这两方势力的争斗终于在汉桓帝时达到了顶峰，最终引发了史称“党锢之祸”的流血冲突事件。

    由于宦官与皇帝立场更为接近的原因，在桓帝的支持之下，此次事件以宦官获胜而告终。

    而另一方面，以贵戚、士大夫结合的一边遭遇惨败，参与冲突的士人要么被下狱处死，要么被禁锢仕途。

    此次党锢之祸，除了表面的胜败及局势变换之外，也产生了一个更为深远的变化，那就是党争变得更为表面化。

    宦官因此而进化成了更具团体性质的宦党，而部分士大夫也对宦党更为同仇敌忾，形成了事实上的党人，尽管他们自己不承认。

    此后党争越发激烈，终于在新帝也就是刘宏登基之后，爆发了更大的流血冲突事件。

    以新一任外戚窦武、名士陈蕃为首的党人再次向宦党发动了进攻，最终依然是以失败而告终，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此次虽然天子换人了，但事件后续结局及处理依然未变，更多的士人被杀、被禁。

    值得一提的是，两次党锢事件，处于旋涡最中心的天子反而成了最被动最无助的存在，甚至随时都可能被其中一方给吞没。

    缺乏安全感的两任皇帝均选择了支持相对安全一点的宦党。

    的确，与动辄可能废立皇帝的外戚士族相比，宦党对皇权的依赖性更大，由此更多时候还是会顾忌到皇帝的利益。

    当然，这不能成为放任宦党专权的理由。

    事实上，刘宏早有将以奴欺主的宦党清除掉的计划，但清除宦党不代表废除宦官。

    皇帝终究需要帮手才能将皇权落到实处，而宦官就是天然的一股助力，是皇权真正的羽翼，但必须得保证他们是听话的奴婢，而不是会朝主人呲牙的狗。

    只是作为上位者，他的心思和谋划是不会、也不能向大臣们全盘透露的。

    这些朝臣即使再清正再忠诚，他们一样有着自己的立场，要求铲除宦官就是这种立场的体现。

    刘宏不会幼稚到将之单纯看作是对他的效忠。

    刘宏着重提及宦官亦是功臣，也是在潜意识层面向这些大臣释放一个信号，他这个皇帝是有判断力和评判标准的，不会因为宠信或倚重谁而被左右。

    这样他就把决策权和话语的主导权牢牢掌控在了自己手里，这也是帝王心术的一种运用。

    果然他的这番话说出之后，大臣们或多或少表露出了一些复杂的神情。

    大臣们欲言又止，最终刘陶不得不问，“以陛下之意，此条该如何处置？”

    刘宏道：“朕方才已经说了，论罪需要证据。不仅对宦官如此，对朝廷重臣、地方官吏甚至平民百姓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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