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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琦赶紧安排人。此时海军参谋长董志申赶紧说道：“陛下，日本难道是为了朝鲜？”

    李长远陛下没有回答，反倒微微叹息道：“唉。若是前年就令朝鲜内附，大概就不用担心这个。”

    此言一出。大周海军将令们都明白了圣上的判断。因为，海军将令中不少人都参加了两年前的讨论。

    大周对朝鲜保持着从大明时代就开始的政策，维持华夏朝廷与朝鲜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并没有兼并朝鲜的打算。

    然而前去‘平叛’的平叛军司令将朝鲜国内情况告知朝廷后，还是引发了一次讨论。

    朝鲜国内局面已经不是危殆，而是彻底糜烂。如此局面也让经历过30年之乱的大周群臣深有感触。

    大周之前国内糜烂，是因为170年的科举制度养出了大量士绅阶层。这批人乃是纯粹的食利阶层，不事生产，不懂经营。就是趴在佃户身上吸血。又因为士绅的一定特权，维持着他们的地位。

    而战败的苦果让大周上下都明白了，非得彻底工业化不可。不管工业化进程多么艰辛与苦涩，不管士绅阶层对于工业化有多少怨言。这工业化都要坚定不移的推行下去。

    食利阶层是士绅，反对工业化的也是士绅。1870新政所指出的‘国家公敌’当然就由士绅制度给背了锅。

    大周圣上李长远在国会发表过一个极为著名的演讲，‘大周任何政策都决不能把百姓往死里逼……’

    所以看到朝鲜的真实局面，大周朝廷对朝鲜李朝彻底绝望了。

    李朝的基石并非百姓，而是‘两班’。所谓两班，亦称士大夫，是古代高丽和朝鲜的贵族阶级。上朝时，君王坐北向南，以君王为中心，文官排列在东边，武官排列在西边，即“文武两班”。朝鲜的两班专指上朝会的官员延伸到两班官员的家族及家门。

    士大夫，自然是士绅。大周文武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任由士绅当权，完全不改变国家制度，更不搞工业的国家。

    尤其是看了东学党领袖给大周圣上的奏折中所写，彼之生存，全仗百姓，何故置吾民于死地？故百姓日夜盼国亡，有言必称亡国，曰：‘此朝必亡，非亡不可，何不早亡？’

    当即就有以前佃户出身的官员请求大周圣上立刻宣朝鲜国王入朝觐见，当面斥责。若是朝鲜国王有悔改的能力，派大周官员前往朝鲜监督执行。若是无力悔改，就另立新王。

    然而立刻有人提出了更激进的政策，就是令朝鲜国王内附。

    发表这般激进观点的大臣认为，大周内乱中，朝中不乏良臣。而朝廷只是遭遇困难，并没有到政令不出燕京的局面。

    而朝鲜国局面完全不同。内无法家拂士，外无敌国外患者。而大周又只能斥责，不能直接管理朝鲜。1870新政在大周推行中尚且遇到无数阻力，单以大周与朝鲜的传统关系。绝无风行草偃的可能。

    与其让大周圣上的圣旨毫无用处，还不如直接将朝鲜变为郡县。那样方可一劳永逸的解救朝鲜百姓。

    之后的讨论就变了方向。大周武将们本就不干政，更对于藩属国没啥兴趣。只能在旁边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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