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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让瓷制品登上国之礼器尊为的，是一场国难。

    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宫中礼器所佚失。

    靖康二年，五月一日，康王赵构继帝位于应天府，改年号为建炎，为南宋第一位皇帝，史称宋高宗。

    南渡后宋高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皇家的面子重新树立起来，建炎二年宋高宗在扬州设立郊坛开始祭祀，然而当时都是逃难而来，根本没有礼器用于祭祀，于是宋高宗便向还滞留在汴京的官员发出号召，让他们南渡时带上礼器。

    然而第二年金兵继续南犯，仓皇而逃的宋高宗好不容易从汴京带出来的礼器，又在途中“尽皆散失”。

    “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

    这段史书记载的资料，便是当时最好的写照。

    祭祀是国家大事，规格不能偏废，所用礼器本应是铜、玉制成，却没有条件，只能是暂且用陶瓷制品来做替代。

    如此海量的需求，必定要设窑进行烧制，起初南宋朝廷采用“官民混搭”的方法，与地方大窑合作，先后在绍兴府余姚县、平江府等地的窑场下单，烧制宫廷祭器，两地算是南宋官窑的前身。

    宋高宗对于余姚和平江两地所生产的祭器，始终不满，终于与绍兴十三年，下令开办皇家御窑厂，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

    自此，这两个窑口，就始终承担起为宋廷烧造礼器，以及其他陈设器、生活用瓷的使命，直到南宋灭亡。

    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官窑弦纹瓶杯是代表文物之一，它具有典型的仿汉代铜器式样，器身不满大片纹，纵横交错，线条简洁压制，釉色凝厚深沉有玉质感。

    不过没有窑址出土的东西，即便是有大咖的认证，也难以成为铁证。

    正如台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粉青三登方葫一样，这件文物是清宫旧藏，早年被定义为北宋官窑所制，且在三登方壶足内可有乾隆皇帝御诗《咏官窑三登瓶》：“修内成秘器，年陈陶气澄。那馀下策火，祗裂细文冰。葆有精神足，疵无髺垦曾。耤回閒玩古，即物祝三登。诗末署“乾隆甲午季春御题”。”

    皇家旧藏，又有乾隆皇帝的御笔认真，已经可以说是极其富有说服力了，但这件文物迄今为止，依旧在文物圈内有很大的争议。

    有人甚至提出了，此物为清代宫廷仿制品的说法，另外还有观点认为是明宣德时期的器物，因做工精致，仿真度高，就连大收藏家乾隆皇帝也把它当做北宋官窑的器物。

    争执不休，最终台城博物馆，将原本定义为北宋官窑粉青三登方壶中，代表年代的“北宋”二字去除。

    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那是哪个涉及瓷器文物鉴定的硬性标准，窑址物才能确定瓷器是否真品的最关键证据。

    遗憾的是，现在存世的北宋官窑文物，都不具备这个条件。

    “你们最好祈祷，这些瓷器的碎片，没有被毁坏到无法被修复的情况。”

    “不然，老子要你们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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