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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心勃勃立大志

    柴荣即位时，年仅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他雄心勃勃，心怀统一大志，决心遵照养父遗愿，继续深入改革。

    据说，当时的左柬大夫王朴精通术数，周世宗曾向王朴询问自己在位的时间能有几年。当他听王朴说自己在位时间能有0年时，非常欣喜，当即立下宏志：要用十年的时间来开拓疆域，用十年的时间让百姓休养生息，用十年的时间使国家太平无忧。

    惩骄裁冗建精兵

    柴荣刚即位，北汉的刘崇就勾结契丹贵族，想一举消灭后周。柴荣决定亲征，却遭到了以冯道为首的官僚的极力阻拦。结果周世宗力排众议，率兵北上。两军在高平开战后，又出现了右军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人临阵脱逃士兵投降的现象。最后，虽然后周军队大获全胜，但周世宗对这支军队的腐朽无能深感痛心，于是他痛定思痛，以这次战争为根据，对众将士论功行赏按罪处罚，将樊爱能何徽等七十余名临阵逃跑的部将砍头示众，以诫逃兵。回到东京后，周世宗开始大规模的整治军队，严厉整治了为祸已久的骄兵悍将，裁减大批老弱冗员，建立了一支精锐的部队。

    毁佛铸钱遭阻力

    后周佛教盛行，许多人为逃避徭役和赋税而遁入佛门，致使不事稼穑的佛家子弟越来越多，从而大大影响了国家的税收收入和兵役征集。同时，大量金属用来铸造佛像，致使铜价大幅上涨，钱币奇缺。针对这种情况，周世宗下令禁止私自剃度出家，拆毁寺庙数千所，勒令僧尼还俗数十万人，并且融化了所有佛像用来铸造铜钱。

    由于当时佛教相当强大，教权已成为制衡皇权的重要力量。对于柴荣的此番举动，朝野中反对的声音四起。柴荣则以“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来说服众人。一百多年后的司马光看了这些话感动不已，连声称赞：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王安石出生于小官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庆历二年中进士，其后在扬州鄞县舒州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多年地方官的经历，使王安石看到了北宋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并由此认识到北宋所面临的危机。于是，在嘉佑三年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分析北宋内忧外患财政日益贫困风俗日趋败坏的形势，提出变革图强的迫切性，要求宋仁宗以汉唐两代的覆亡为前车之鉴，果断实行变法。他还在万言书中提出了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

    神宗在即位之前就听说过王安石的才能和政治抱负，即位后，励精图治，王安石的改革主张与他不谋而合。熙宁二年，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后来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与他筹备变法事宜，从而揭开了变法图强的序幕。

    变法路上阻力重重

    早在变法之前，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就引起了朝中不少大臣的不满。执政三朝的宰相韩琦，认为王安石不适合做参知政事，坚决辞掉了相位。元老重臣富弼，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在罢相位时，推荐了文彦博。除了这些老臣外，当朝大臣吴奎吕诲唐介等也极力反对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

    新法推行后，王安石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众人的攻击。当时的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五十步笑百步；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王安石聚敛钱财；御史中丞吕诲，则检举王安石巧取豪夺。以司马光文彦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文人，也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变法的第二年，司马光曾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止新法。

    用人不当失民心

    王安石变法志在清除社会弊端，可事先没有进行宣传，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收到优秀的人才。因此，在新法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危害百姓的现象。比如青苗法，王安石以前在鄞县做官时曾试行过，效果非常好。可是在全国推广时，手续非常繁琐，执行起来就变味了。不识字的农民要花钱请人填写贷款申请，去衙门申请时，贷款的数目又要由官吏填写。这样经过层层盘剥，最后贷款的农民要返回的利息居然是原来的三十五倍之多。“利民之策”变成“扰民之举”，逼得农民宁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了。因此，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得到广大劳苦百姓的理解和支持。

    神宗死，变法止

    熙宁六年，发生了严重旱灾，灾民纷纷逃亡，路上饿殍遍地。当时有人拿了一幅《流民图》给神宗看，并告诉神宗，说天旱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神宗看后，很受刺激，对变法产生了怀疑。后来，随着反对变法的声音高涨，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不信任也日益增加，对变法开始动摇起来。

    宋神宗死后，赵煦即位，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本身就是变法的反对者之一，她听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废止新法。至此，进行了十五年的变法最终落下帷幕。

    张居正，字叔大，谥号“文忠”，湖北江陵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

    张居正岁时，参加乡试一举成名，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辚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戴的玉坠赠送给他，以资鼓励。

    张居正很有谋略。他岁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为官期间，与朝廷中的宦官和权臣关系都很密切，后来一再得到升迁。岁那年，张居正升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皇帝死后，张居正与高拱高仪共同辅佐年仅0岁的小皇帝朱翊，首辅是高拱。高拱骄横自大，跟太监冯保素来不和，而冯保在宫里权势很大。张居正一直很想有所作为，后来就与冯保联手，找机会罢了高拱的首辅，很自然地循序升为首辅。当时神宗年幼，其生母李太后非常信任张居正。因此，朝中的一切军政大事都由他主持裁决。

    力挽狂澜于既倒

    当时的明王朝，朝纲松弛，官员无为现象非常严重。张居正的改革就从整顿吏治开始，他对官员实行“考成法”，在施行的过程中，将追收逋赋作为考试的标准，限令官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征收完赋税。在限定的时间内达不到规定的标准的，一律受处罚。各级官员因为害怕降职处罚，都不敢懈怠，积极督责户主们及时缴纳税粮。他还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后来又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在减轻农民不合理的赋役负担的同时，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总收入。随着新法的推行，国库日益充盈，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逐渐好转，奄奄一息的明王朝终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人亡而政息

    58岁那年，张居正病逝。他死后没多久，神宗就下令取消了“一条鞭法”。反对他的人闹的更欢了，当时被冯保张居正挤走的前任首辅高拱送来了《病榻遗言》，为自己伸冤；辽王妃王氏上疏说张居正诬陷辽王霸占王府……张居正生前所用的官员有的被削职，有的被弃市，张居正生前推荐的潘晟，还没上任，就遭到了言官的弹劾而辞职……

    家人的遭遇

    张居正死后，他的家人也惨遭迫害。神宗给张居正加上了“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等罪名，削尽其官职，追回其封号和谥号，并下诏查抄张居正的家产，派司礼太监张诚刑部侍郎丘

    前往张居正的家乡湖北江陵办理。丘

    是张居正生前不喜欢的旧臣，张诚则是万历皇帝早年安插在张居正身边的探子。张诚等查抄了张居正的兄弟及几个儿子的所有家产，看到张家的全部财产还赶不上明嘉靖时宰相严嵩家产的二十分之一，断定张家还有财产分散在外，于是对张氏家族严加拷问财产分散之处。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迫自诬，株连到亲友，当时整个荆州都为之骚动不已。最后，张敬修受不了严刑追逼，写了血书鸣冤，自缢身亡。三儿子张懋修投井自杀未遂，后又绝食，也没死成。子孙家属饿死的有几十人，他年逾八旬的老母，终日以泪洗面，惶惶不已。后来，他的弟弟张居易二儿子张嗣修和几个孙子都被流放到了遥远偏僻的岭南。他的族人怕遭株连，各自逃到全国各地避祸。

    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庙号太宗。皇太极刚继位的时候，按照努尔哈赤立下的规矩，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按月轮流执政。他们平起平坐，平等相处。

    后来，皇太极抓住阿敏永平屠城并弃守的罪名，将他幽禁起来。第二年，皇太极以莽古尔泰“御前露刃”的“大不敬罪”，革去了他的大贝勒爵位。也许是因为亲眼目睹了阿敏和莽古尔泰二人的下场，后来代善也自动退出汗位的竞争，一心一意地支持皇太极。

    独掌大权后，皇太极以一个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对国家的政策法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和改革。

    加强中央集权

    皇太极仿照明朝，建立了国家统治机构：建立了由汉人组成的“文馆”，掌管“翻译汉字书籍”，后又将之扩充为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称“内三院”；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建立都察院，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通过这套政权机构的建立，皇太极把权力逐渐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恩养汉民，发展农业

    努尔哈赤晚年在辽东实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的政策，致使汉人纷纷暴动和逃亡，生产凋敝，经济萧条，后金社会变得动荡不安。同时，后金还三面临敌：南有强敌明朝，西有蒙古，东有朝鲜。因此，稳定汉人的民心发展农业成为后金存亡的关键。

    意识到了这一点，皇太极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多次下谕旨，强调满汉一体，强调要宽待辽东汉民，禁止骚扰汉人。不仅如此，皇太极还一改努尔哈赤屠杀汉人的政策，代之以“恩养”，再三下谕禁止贝勒大臣杀害汉民及抢夺他们的财物的行为。

    为了恢复经济，皇太极把发展农业放在了首位。为了保证农民有足够的生产时间，皇太极特别珍惜民力，凡有妨碍农务的工程，一概不复兴筑。为了保护农业，皇太极还制定了一系列法令，禁止滥杀农耕牲畜。

    经过几年的努力，后金的农业生产很快走出了阴影，粮食生产逐渐可以自给。

    不惜重金，笼络汉臣

    对于归降的汉族官吏和知识分子，皇太极更是不惜高官重金，极力笼络。当初在攻下大凌河后，对于归降的一百五十多名大小官员，一次赏给仆役一千五百多人，牛只三百多头，还有庄屯和大量土地，并让八大贝勒轮流宴请款待各位官员，以安其心。后来又安排了官职。对于吴三桂的舅舅袁崇焕的得力部将祖大寿极其子侄，皇太极“各赐房屋，以客礼恩养之”。即使祖大寿随之叛逃后又投降，皇太极依然接受。对于那些有才干的汉人，皇太极一律重用，并极为信任。如汉人范文程，归降后深得皇太极的尊崇，委任他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每逢议论军政大事，总问范文程是否知道，当议事难以裁决时，就说：“何不与范章京商议一下？”当众大臣说范文程已经同意，皇太极才会批准。

    编成汉军八旗，笼络汉族地主

    为了扩大兵力和进一步利用地主阶级，皇太极编成汉军八旗。汉军八旗的组成与满洲八旗相同，皇太极任最高统帅，可以随时指挥和调遣。这样，既扩大了兵力，又笼络了汉族地主阶级，加强了对汉人的控制。

    经过皇太极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后金经济逐渐恢复，人民生活安定，国力渐强，为进一步向外扩张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满族的发型与汉人迥异，满人男性把前颅两鬓的头发全部剃光，仅后颅留下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此种增加头皮面积的发型有助于打仗时佩戴头盔与军帽，头皮面积增多摩擦力增加，可减少打仗时头盔或军帽歪斜遮眼或掉落的机率，增加安全性也避免被友军误杀；满族服饰和汉族的服饰不同，满族以长袍马褂为主。

    满服的特点是立领对襟盘扣等，紧窄合身，符合北方民族骑射之生活与作战需求。汉人的服装汉服以交领右衽无扣宽袖等为特色，反映农业生活文明。

    剃发易服，首试受阻

    清军入关，继续推行这个政策。顺治元年（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摄政王多尔滚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滚“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滚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这是清朝进入北京后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

    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的为数寥寥，不过孙之獬等最无耻的几个人。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也常揭竿而起。多尔滚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所以清军入关后，剃发易衣冠的政策只实行了一个月。

    剃发易服，强制执行

    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就此完结。当满洲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顺治二年（年）六月初五日，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之时，多尔滚即遣使谕给在江南前线的总指挥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同年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要求礼部通告全国军民剃发。规定实行期限，自布告之日起，京城内外限于十日内，各地方，亦是在通令到达后的十日内“尽行剃发”。规定惩治办法：“……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这是对民众的。同时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更不许疏请维持束发旧制，否则“杀无赦”。这是一道严令，只能执行，不许违抗。很多文章都指出，满清的辫子绝不仅仅是一个头发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满洲统治者其实把辫子作为的“良民证”使用。多尔滚在顺治元年五月讲到剃发令时，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

    剃发令在各地引起的震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反抗，以至于引发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

    89年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公车上书，请求光绪皇帝变法维新。

    新政伊始遭抵制

    月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变法开始。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守旧派荣禄等人对新政产生一种畏惧和厌恶情绪，从而对其持抵制态度。因此，变法伊始，当光绪帝的新政上谕如雪片般频频颁发的时候，守旧派一再推宕拖延，全力阻挠，致使新政无法推行，诏谕成为一纸空文。

    支持者成陌路

    维新变法刚开始时，洋务派对其倡导的活动，大都支持。可是，维新派并没有借此机会与洋务派结成亲密同盟，反而对洋务派的实权人物李鸿章予以排斥。强学会成立时，李鸿章曾想捐银二千两，主动示好，结果维新派却以他声名不好为由，坚决拒绝。

    维新派始终拒绝接受李鸿章的做法，使洋务派的一批实权人物逐渐远离变法中心，对变法采取“若即若离”的观望态度。当后来维新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日渐激化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的时候，他们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对维新派予以帮助和支持。

    将慈禧推向对立派

    与思想极端保守的顽固派不同，慈禧当时对变法持赞同态度。只要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她不会拒绝“变通”传统的统治模式。如果康有为等人当初能接受王照的建议，把“主张变法”的桂冠送给慈禧，后来的政变或许就不会发生，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阻力也会得以排除。但由于康有为等人对光绪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因而极易受到光绪对慈禧不满情绪的感染，所以他们看不到慈禧对变法的赞同态度，甚至把她的赞同视为阻挠，把其看做“不可造就之物”，而坚决“扶此抑彼”，始终将慈禧排斥在变法之外。而他们的这种做法，最终导致慈禧与维新派人士“势不两立”。

    西太后训政，新政止

    由于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光绪帝对自己周围的守旧大臣极为不满。随着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屡遭斥责，君臣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898年月底，礼部官员王照应诏言事，请求礼部六堂官代递，遭拒绝，结果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光绪知道后，认为礼部六堂官阻挠新政，决定把这六名堂官全部罢免。

    事件发生后，在慈禧的授意下，直隶总督荣禄庆亲王奕龢以及怀塔布立山等人密谋策划，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以终止新政。后来，慈禧获悉光绪帝将在西苑接见伊藤博文，她非常害怕光绪会聘请曾做过日本首相的伊藤为顾问官。因此，等杨崇伊的上疏一到，慈禧立即决定回宫“训政”。在伊藤博文觐见光绪帝的的第二天，慈禧即宣布训政，并下密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后来又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此后，除京师大学堂和各地的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的新措施都被废止。

    ◆战国时期形势图

    ◆李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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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悝不报私恩

    魏文侯想从魏成子和翟璜两人中选一个为相，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李悝，想听听他的意见和建议。

    当初，中山攻灭后，是翟璜向魏文侯推举李悝前去镇守。按照一般人的逻辑，翟璜自是李悝的大恩人，此时，李悝当然应该为翟璜说好话。可是李悝想了想，觉得两人比较起来，魏成子更为国家着想，因而更适合做相。

    于是，李悝让魏文侯对二人平日接近的人富有时结交的人显贵时推举的人不得志时不做哪些事贫苦时不要哪些东西等五个方面进行考察，自己定夺。魏文侯听后，思考片刻，心中主意已定，相国的位子自然非魏成子莫属。

    吴起变法

    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各诸侯国纷纷掀起改革的浪潮，北方三晋悄然兴起，国力逐渐变得强大。而楚国早已衰落两代，楚悼王即位后，面临内忧外困危机四伏的局面，改革图强成为此时唯一的选择。

    ◆吴起像

    ◆银镶嵌有翼神兽。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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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起为士兵吸吮疮口的故事

    吴起爱兵如己。在一次行军的时候，有个士兵身上生了脓疮，吴起亲自用嘴为他吸吮脓水。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嚎啕大哭，别人觉得奇怪，就问她哭什么，士兵的母亲边哭边说：“我丈夫曾经在吴公手下当过兵，吴公也曾为他吸过疮口，我丈夫感念吴公的恩德，结果战死了。现在吴公又为我儿子吸疮口，怕是儿子也不知道要战死在哪里了。”

    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学习胡人的长处，实行易服改兵制创新战术的全面军事革新，推广胡服骑射，使骑兵这一灵活的新兵种取代了笨重的车兵，中国古代战争的样式从此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战国时期贵族服装复原图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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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武灵王之死

    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国于次子赵何，为赵惠文王。而自号为“主父”。禅让以后，赵武灵王就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权力。后来公子章争夺王位，在沙丘发动变乱，被李兑与公子成率领的军队打败。公子章逃到赵武灵王所居的沙丘宫，李兑与公子成派兵攻入主父宫，诛杀公子章。他们害怕主父秋后算帐，就将主父围困在宫中。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赵武灵王就是这样在内讧中死去。

    ◆赵武灵王墓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有利于提高秦国的生产力和秦国的综合国力。变法适应了历史的潮流，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为后来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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