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页

    当王荆公的时候，宋朝所亟待整理的，是财政与军政。然而荆公的眼光，不是专注于一时的。所以他的财政政策，大致在于宽恤人民，培养社会的富力；至于兵政，则想变募兵为民兵；还于这种眼前的急务以外，特注意于培养人才，而改良学校和选举。这是荆公内政上的政策。

    荆公所创设的财政机关，是制置三司条例司（神宗初令司马光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光辞以不能。乃罢裁减局，但下三司共析。荆公执政后。才创设这个机关）。创设之后，对于支出一方面，则把一岁的用度，和郊祀大计，都“编著定式”。所裁省的冗费，计有十分之四。其余一切积极的政策，也都是从此议行的。

    荆公对民政上的设施，最紧要的，是“青苗法”和“免役法”。“青苗法”是陕西转运使李参所行。当春天播种时，叫百姓自己揣度，种田之后，能有多少盈余，官就酌量借钱给他，以做种田的资本；到谷熟后还官。

    荆公把这个法子，推行到诸路。用常平广惠仓的钱谷做本钱（常平仓是汉朝耿寿昌所创的法子。丰收之年，仓里储蓄了米，到荒年发出来平粜；使岁有丰歉，而谷价常得其平；不至于荒年则吃米的人受累，丰年则种田的人吃亏。所以谓之常平。历代仿办的很多，也有就唤做常平仓的，也有另立广惠……名目的。但是常平二字，总算做这种仓的总名。南宋后，又有一种社仓，则用意与常平同，而办法小异。可参考《文献通考》的《市籴考》）。这是所以救济富人盘剥重利之弊的。“免役法”是改“差役”为“雇役”，令“乡户”各按等第，翰“免役钱”。本来无役的人家，出“助役钱”（其“额”，是按一县所须的数目均摊。又额外增取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以务水旱）。官用此钱，募人充役，不再“签差”。其整理赋税，最为根本的，是“方田均税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之地为一“方”。每年九月，县令委佐官分地计量。于每一方地的角上，立了一根木头，以作标识。测量既毕，则经界已正；然后察看其土性的高下，以定赋税（当时反对青苗的人，其理由是：一、官放钱取息；二、取息二分太重；三、州县以多借出为功，不免押借；四、有钱的人，不愿借，无钱的人，借了不容易还；银钱入手，良民不免浪费，何况无赖之徒？追收起来，州县就不免多事；五、出入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一、二两说，都不足论〈取息二分，较之当时民间借贷的利率，已经轻得多了〉。三、四、五都是奉行不善之弊，不能怪到法的本身。青苗一事，读史的人，大都以为诟病，然而所谓害民的话，都出在反对党的口里。此外，在“反对荆公的《宋史》”里，竞也找不出什么证据来。可见当时奉行就是不善，也没有多大的弊病。反对雇役的理由是：一、向来差役，固有因此破家的，也有全然不役的下户；现在一概要出钱，上户则便，下户则否。不知负担本该均平；况且免役钱亦视乡户等第，以定多少，并非是不论贫富，概今出同一的钱；还有向来无役的户，也出助役钱；如何得便于上户，不便下户？二、户口升降失实。不知差役也要分别人户等第的。户口的升降，和役法的为差为雇无关。此外理由尚多，更不值得一驳。总而言之，荆公所行的法，以免役为最完全合理。所以后来辗转变迁，而其法卒不能废。——差役之法，卒不能复。新会梁氏说：“直至今日，人民不复知有徭役之苦，即语其名，亦往往不能解……公之此举……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实非虚言。青苗原非完全合理之法，然在当时，确亦为救济贫民之一法。方田则荆公时推行不曾甚广。后来徽宗时候，虽然继续进行，恐怕有名无实。此外还有“市易”、“均输”等法，也是关于经济的行政，以其推行也不甚广，而本书篇幅有限，所以从略。读者可自取《宋史·食货志》参考）。关于军事，则首先着手于裁兵，把不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任厢军的降为民。《宋史》上不曾明言其所裁之数，只说“所裁减者甚众”（《通考》同）。其次则改掉从前番戍之制，置将统兵，分驻各路（其置将之数，河北十七，府畿七，京东九，京西四，廓延九，泾原十，环庆八，秦凤五，熙河九，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路各一。荆湖北路一，南路二，福建路一，广南东路一，西路二，共九十二将。又有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十指挥，士军两指挥，与将并行。一将一指挥的兵数，史无可考；但知忠果十指挥，额各五百人；东南诸将的兵，有在三千人以下的）。又行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保有长；五十家为一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有都保正、副。户有二丁的，以其一为保丁。保丁中每日轮派五人备盗。后来才教保长以武艺，教他去转教保丁（荆公是主张民兵制度的。和反对党辩论的话，具见《宋史·兵志》。还有他上仁宗的书，也畅论此理，可以参看。当时还有“保马”之法，由官给民马，令其豢养，而免其租税的一部。又特置“军器监”，以改良军器，本书因限于篇幅，也只得从略）。

    关于教育选举的改革，见第十章第二节。

    第四节　神宗的武功

    神宗、荆公，所想膺惩的是辽、夏。但这两件事，都不是一时办得到的。于是先为伐夏的准备，而有恢复河湟之举。

    唐宣宗时，虽然恢复河湟，然占据其他的蕃族，仍旧不少。大者数千家，小者数十百家，为一“族”，各有首领。内属的谓之“熟户”，不内属的谓之“生户”。起初，凉州的潘罗支，和青唐的唃厮罗，都能和西夏相抗。后来潘罗支之兄弟厮铎督，为元昊所并。唃厮罗死后，也国分为三（潘罗支杀李继迁，已见前。不久，被蕃族附继迁的所杀。潘罗支，宋朝本曾授以朔方节度的名号，及是，遂以授其弟厮铎督。元昊复取西凉府，厮铎督和中国，就音信不通，想是给他征服了。唃厮罗初居宗哥城〈在凉州西南五百里〉后徙邈川〈在如今西宁市的东南〉。又徙青唐〈如今的西宁〉，始终和元昊相抗。唃厮罗死后，第三子董毡嗣，遂据河北之地。长子瞎毡，别据河州〈如今甘肃的临夏县〉，次子磨毡角据宗哥城）。公元1070年，建昌军司理王韶，诣阙上平戎三策。说欲取西夏，要先复河湟。荆公颇善其言，用韶为洮河安抚使。于是王韶先克复武胜，建为熙州（如今甘肃的临洮县）。旋破木征，取河州。以次降岷（如今甘肃的岷县）、洮（如今甘肃的临泽县）、宕（在岷县西南）、叠（在临潭之南），开辟熙河一路（董毡传子阿里骨，至孙瞎征，部落自相睽二。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8〉，王赡因之.取邈川、青唐。置邈川为湟州，青唐为鄯州。旋因蕃族反叛，弃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王厚又重取二州）。

    夏元昊死于公元1051年（仁宗皇祐三年），子谅祚立。先是鄜州将种世衡，请进城延安东北二百里的旧宽州城，以逼西夏，朝廷许之。城既筑成，赐名为青涧（如今陕西的清涧县）。就以世衡知城事。世衡死后，儿子种谔，继任下去。公元1067年（英宗治平四年），种谔袭取绥州（如今陕西的绥德县），朝议以为擅开兵衅，把种谔贬斥。这一年，谅祚也死了，子秉常立，还只有三岁。公元1069年，愿将所陷的塞门（如今陕西安塞县北）、安远（如今甘肃通渭县境）两砦，归还中国，以换取绥州。神宗也答应了他。谁知道夏人并无诚意，交涉不能就绪。于是改筑绥州城，赐名绥德。夏人就举兵入寇。神宗用韩绛做陕西宣抚使。起用种谔，杀败夏人，进筑了一个啰兀城（在如今陕西米脂县北），又进筑了许多的砦。不多时，夏人来攻，诸砦尽陷，并啰兀也不能守。于是再罢韩绛，斥退种谔。公元1081年，秉常给他的母亲囚了起来。神宗听种谔的话（这时候，种谔已仍做了鄜延总管），令陕西河东，五路进讨，约期同会灵州，不曾成功。公元1082年，侍中徐禧，新筑了一个永乐城（在如今米脂县西），夏人来攻，又败死，这两役，北宋丧失颇多（但《宋史》说“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恐怕也言之过甚）。于是仍许西夏讲和（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神宗对西夏用兵，是失败的。然而绝不如《宋史》所言之甚。只要看反对新法的人，并没指出什么陕西因用兵而受害的实据来，就可知道了。公元1086年〈哲宗元祐元年〉，秉常死，子乾顺立，也只三岁。还了中国“永乐之俘”一百四十九人。当时朝臣，就把神宗时所得米脂〈如今的米脂县〉、葭芦〈如今陕西的佳县〉、浮图〈绥德西〉、安畺〈在如今甘肃安化县东北〉四砦，轻轻还了它。然而划界不定，侵寇仍不绝。于是知渭州章楶，请进城平夏〈如今甘肃的固原市〉以逼之。诸路同时进兵，拓地。西夏毕竟国小，不能支持，介辽人以乞和。公元1087年〈哲宗元祐二年〉，和议再成，从此终北宋之世，无甚兵争）。

    以上所述，是神宗以后，对于北方的兵事。还有对于南方的兵事，关系也颇大；如今撮叙其大略。

    一、沅水流域的蛮族（参看第一篇第三章第二节），就是黎族的正支。汉时谓之武陵蛮，隋时，汉族的疆域，进拓到如今沅陵地方，置了一个辰州。唐时，又进辟锦（如今湖南的麻阳县）、溪（如今湖南的永顺县）、巫（如今四川的巫山县）、叙（如今湖南的黔阳县）等州。唐末，其地为群蛮所据。宋初，用徭人秦再雄，招降之。于是沅江的蛮族，分为南江和北江（北江彭氏最大，南江舒氏、田氏、向氏最大）。而资江流域，又有梅山峒蛮。如今靖县地方，又有杨氏，号十峒首领（酋长都是汉姓，大约是汉人王其中的）。梅山峒蛮，为患最甚。神宗用章惇经制蛮事。平梅山蛮，开其地为安化、新化两县（今县名同）。又平南江蛮，置沅州（如今湖南的芷江县）。而北江诸酋，亦愿纳土。徽宗时，又降十峒首领，置诚州（如今的靖州县）。

    二、黔江流域的濮族，在唐时，为东谢（在如今贵州思南县一带）、牂牁（汉朝的牂牁郡境）、西赵（在东谢之南）、夷子（在东谢之西）诸蛮。宋时，先有龙、方、张、石、罗五姓，神宗时，又有程、韦二姓，都通朝贡，谓之西南七蕃。其在长江流域的，则分属黎、叙、威、茂、泸五州（其中唯黎州的三王蛮，系氐羌，余均濮族）。皆不侵不叛，只有居长宁（如今四川的长宁县）、宁远（如今四川屏山县附近）以南的晏子，和纳溪（如今四川的纳溪县）附近的斧望个恕，颇为边患。神宗命熊本讨平它。后来又平定了如今重庆以南的地方，开建了一个南平军（叙、威、茂三州的蛮族，徽宗时，内附置州的颇多。但都不久即废。参看第一篇第六章第六节，第二篇第四章第四节，第四篇第七章。西南诸族，就是如今总称为“高地族”的。鄙人自谓把它分析得颇清楚，读者诸君，务请留意，得了这一个纲领，去看别种书，可以较有把握）。

    三、安南之地，自唐以前，本来都属中国版图。五代时，才有人据其地独立。宋初，平岭表，据其地的丁氏，遣使入贡；太祖也因而封之。这大约是内地初平，不欲穷兵于远的意思。太宗时，丁氏为黎氏所篡，太宗发兵讨它，不能取胜；只得因其请和，授以官爵。从此以后，安南就独立为一国了（有三国的纷争，而朝鲜独立；有五代的纷争，而安南独立，正是事同一例，这都是军阀给国家的好处）。真宗时，丁氏又为李氏所篡。神宗时，其主乾德，遣兵犯边。连陷钦（如今广东的钦县）、廉（如今广东的合浦县）二州，和邕州（如今广西的南宁市邕宁区）。公元1075年，神宗派郭逵去讨它，逵先恢复失地。明年，入其国，败其兵于富良江。安南请和。从此以后，对于宋朝，就始终臣服（安南的历史，中国史上所说的，都有些错误。现在根据日本人所著的《安南史》，述其大略如下。——这是根据安南人自己所作的历史的。安南之地，本来是唐朝的安南都护府。后梁末帝贞明中〈公元915—920年〉，土豪曲承关据其地，送款于梁，南汉伐执之，派杨廷艺领其地。后来杨廷艺给手下人杀掉。牙将吴权，自立为王〈公元938年〉。传子昌笈，为权妃杨氏之弟三哥所篡。昌笈的兄弟昌文，废三哥，重立昌笈。昌笈死，昌文即位，境内大乱。昌文自己出兵讨伐，中箭而死〈公元965年〉。诸州互相攻伐。公元970年，并于驩州刺史丁部领。始称帝，国号瞿越。部领爱少子项郎，欲立为嗣。项郎的哥哥丁琏，把项郎杀掉，部领就只得传位于琏。琏时，宋平南汉，琏遣使入贡。太祖以为静海军节度使，封交阯郡王。后来为其下所杀。部领亦遇害。琏的兄弟璿立。公元980年，为大将黎桓所篡〈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太宗派海陆兵〈海兵出广州，陆兵出邕州〉去讨它，不利。桓亦遣使谢罪。公元986年，仍以为静海军节度，加安南都护，封京兆郡侯。公元993年，封南平郡王。真宗即位，进封南平王。公元1006年，黎桓死，次子龙钺立，为弟龙铤所弑。公元1010年，龙铤死，殿前指挥使李公蕴自立。真宗仍以其官爵授之〈英宗时，改封安南国王〉。传四世而至仁宗，始改国号曰大越。自太祖至仁宗，皆留心政事，制定法律，兼提倡孔教和佛教，称为安南的盛世。神宗、英宗两世，亦称贤主。高宗立，荒于游宴，安南始衰。将军郭卜作乱，都城为其所陷。渔家子陈承，以乡兵平卜，辅立高宗之子惠宗。惠宗无子，传位于女佛金，佛金嫁陈承的儿子炬〈就是《元史》的陈日煚〉。就传位于炬，于是李氏亡而陈氏兴）。

    安南李氏世系图（国号大越）

    第五节　元祐绍圣的纷更和徽宗的衰侈

    王荆公的变法，宋朝人把他骂得一佛不出世，然而实在无甚贻害于民之处。只要看当时，并无民愁盗起的现象，就可明白了（荆公变法，关涉的方面太多。果真贻害于民，则全社会都受其骚扰，断没有不民怨盗起的道理）。然而宋朝人的党见，闹得太凶了。不论什么事情，都几乎只有意气，并无是非。当荆公行新法的时候，反对的人，便纷纷而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司马光、吕公著、韩琦、富弼、欧阳修、范纯仁、苏轼、苏辙等），无如神宗一概不听。公元1085年，神宗崩，哲宗立，还只十岁。太皇太后高氏（神宗的母亲）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做宰相。于是旧党联翩而进。不到一年，就把荆公所行的新法都废掉。然而这时候，旧党之中，又分为洛、蜀、朔三党（洛党以程颐为首，蜀党以苏轼为首，朔党以王岩叟、刘安世、刘挚、梁焘为首）。互相攻讦，纷纭扰攘，对于政治，其实并没有一定的主见。又大家都捧着一个太皇太后，“哲宗有言，或无应者”，于是哲宗积愤在心。公元1093年，太皇太后崩。杨畏、李清臣、邓润甫等，首创绍述之议。哲宗就罢范纯仁，起用章惇做宰相，而朝局又一变。当荆公执政的时候，反对的人虽多，却并未窜逐一人（只有上流民图的郑侠，下狱远窜，乃荆公罢相一年中事。详见梁氏所著《王荆公传》）。元祐诸臣执政，才把行新法的吕惠卿、邓绾、蔡确等远窜。章惇执政之后，也就窜逐旧党诸臣，以为报复。甚至要追废宣仁太后，以有人阻挠，不果。公元1100年，哲宗崩，无子。太后要立徽宗。章惇说：以年，则神宗诸子，申王为长；以亲，则哲宗母弟简王当立。太后不听。徽宗既立，章惇遭贬，以曾布为相。这时候，太后权同听政，颇起用元祐诸臣。然曾布本是助荆公行新法的。太后听政才七月，就归政。徽宗意亦倾向新法，却去引用了一个反复无常的蔡京（司马光要复差役，限期五日，大家都以为难。这时候，蔡京知开封府，独能如约办到。司马光大喜）。于是曾布亦罢相。蔡京窥徽宗意旨所在，把元祐诸臣的姓名，亲写了一张党人碑，勒诸朝堂，其子弟都不得至阙下；于是新旧水火之势，格外无可挽回。而徽宗又荒淫无度，好大喜功，北宋的天下，就无可支持了（当时就没有女真，内乱也要大起的。只看南渡之初，群盗的多便可知）。蔡京是一个聚敛的好手，只要把《宋史·食货志》看一遍，便可见得当时：不论哪一项财源，都给他搜括净尽；不论哪一件政事，到他手里，就变做了聚敛的政策，以供给徽宗淫侈之用（本篇势难备详，读者诸君，请取来自读一过，便可见得财政紊乱，是国家的致命伤）。于是设苏杭应奉局，派宦者童贯，到东南去监造御器。又命朱领花石纲，东南人家有好的花石，便运进京来。其骚扰，自然不言可知。于是在京城里造了一座万岁山，穷极奢侈（到元朝攻金汴京的时候，金人把这山上的石头，用来供发炮之用。荼毒了无数生灵，其结果，还是拿来做杀人之具，真正可发一叹）。又相信道教，进用方士王老志、王仔昔、林灵素等，大营斋醮。费用也不可胜计。内政一方面，既已如此，对外又要讲武功。西南一方面，则招降蛮族，置了许多州县。西北一方面，又用王厚以开湟、鄯（均见上节）。于是童贯借此机会经略陕西，和夏人开衅。每战，辄讳败为胜。教诸将多筑城堡，骗朝廷是新拓的土地。公元1120年，睦州人方腊作乱，连陷睦（如今浙江的建德县）、歙（如今安徽的歙县）二州，进陷杭州。童贯带兵把他讨平。就格外自谓知兵，要想趁辽朝败亡的机会，恢复燕云。北狩南渡之祸，就因此而起了。


    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