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回】花子虚因气丧身 李瓶儿迎奸赴会 (花子虚因气丧身 李瓶儿迎奸赴会)-《秋水堂论金瓶梅》

    一月娘

    张竹坡把月娘斥为恶人,其实月娘也不一定是恶人,月娘只是一个贪财自私、俗笨粗鲁、缺乏魅力的女人耳。

    西门庆与十兄弟聚会时,东京开封府因告家财事而差人把花子虚拿走,西门庆一班儿人开始“吓了一惊”,后来知道就里,才放下心来。“好兄弟写尽”且不说,等他回家把此事告诉吴月娘,月娘居然对平时常常给她送礼的花二娘没有一点惦念,反而为此觉得庆幸,张口就说:“这是正该的!你整日跟着这伙人,不著个家,只在外面胡撞,今日只当弄出事来才是个了手。”及至瓶儿来请西门庆过去帮忙商量事,月娘又说:“明日没的教人讲你罢!”满心惧祸之意,何尝对他人——一个平时相处不错的邻居,一个丈夫被抓走的女子——有任何关怀?然而再及至瓶儿要把财物寄放在西门庆家,西门庆回来与月娘商议,月娘偏偏毫不作难,一口答应,而且还帮西门庆出主意说:“银子便用食盒叫小厮抬来,那箱笼东西,若从大门里来,教两边街坊看着不惹眼?必须夜晚打墙上过来。”西门庆听言“大喜”,极写月娘与西门庆在聚财方面恰是一对,相互纵容为奸。财与色,作者在小说开始大书特书、世人个个难以逃避的恶德,在西门庆和月娘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西门庆与瓶儿偷情,是从墙上过去,如今瓶儿的箱笼又从墙上过来,作者特地点出这两件事“邻舍街坊都不知道”,以醒读者之目,明其二事为一。东西送过来时,西门庆这边“只是月娘、金莲、春梅,用梯子接着”,之后,“都送到月娘房中去了”。然而月娘对丈夫逾墙偷他人之妻便不闻不问,对他人财物逾墙入自家房中便积极参与;后来又怕花子虚怀疑自家受了银子,极力阻止西门庆买花子虚的房子,而花子虚的房子不卖,他的兄弟分不到钱,官府便不肯放他回家。月娘之冷酷、自私,一至于此。究其原因。都是贪财。

    瓶儿丈夫去世刚刚一个月出头,就来给金莲庆生日。月娘此时已明知道她和西门庆的关系,心中既轻视又嫉妒,然而贪心还是胜过一切,一见瓶儿送上她开口表示艳羡的金寿字簪,立刻便提出元宵节去瓶儿家看灯。作者盖处处以微言摹写月娘贪财小器也。

    二瓶儿

    此回是绝好的关于“权力关系”的教科书:财与色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其中心焦点是瓶儿。瓶儿以性与金钱作为施展权力控制他人的手段,但自身也被性与金钱所控制。瓶儿的春宫,为金莲所享用;瓶儿的箱笼,落入月娘手中。瓶儿虽然是一只容器,我们且看她如何被一点点地倒空。

    瓶儿、金莲的经历何其相似而又何其不同乎!一个毒死丈夫,一个等丈夫自家病死。然究其病死的原因,还是怕请太医花钱,“只挨着”,耽误了治疗而一命呜呼,则仍是被瓶儿(以及他的一班真假兄弟——告家财的花氏兄弟和西门庆这个结义兄弟)间接害死的,只不过一个以金钱相害,一个以身体之暴力相害,一个用“软刀子”,而一个使毒药:二人的区别在此昭然若揭。如前文所说,瓶儿是社会的人,金莲是原始的力与激情耳。

    花子虚其实不死于气,而死于财:死于遗产的争夺、瓶儿的私藏。瓶儿善于利用手中的财物取悦他人或辖制他人(二者实则一也)。当子虚因为兄弟告他吞没遗产而被抓,瓶儿便把金银财宝都寄存在西门庆家。子虚出狱,没了银两、房舍、庄田,“依着西门庆,还要找过几百两银子与他凑买房子,倒是李瓶儿不肯”。瓶儿心狠不下于金莲,只是表现不同。金莲心狠表现在身体的暴力上,瓶儿在这方面,甚至不曾打过自己的丫头,而且在子虚被抓后再三央求西门庆行贿,“只不教他吃凌逼便了”,因此子虚得以“一下儿也没打”,放回来家。但提到无血的杀人,瓶儿其实何减于金莲。要记得金莲曾主动卖掉自己的钗环首饰给武大典房子,而瓶儿吞没了丈夫名下的遗产不肯给他买房子:瓶儿与金莲何其不同哉!虽然二人都是相当可怕的妇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莲比瓶儿、月娘、玉楼都更“天真”(也即月娘所说的“孩子气”),因只是喜欢装饰打扮,以及一点吃食上的小便宜,但从来不谋财耳。

    三花家的兄弟们

    花子虚的三个和他争遗产的兄弟,在词话本中作“叔伯兄弟”,在绣像本中作花子虚的亲兄弟,则作者的谴责更深刻了一层。而过世的花太监与李瓶儿的暧昧关系,也同样更深厚了一层:既然四兄弟“都是老公公嫡亲的”侄儿,何以分遗产时如此厚薄不均乎。

    《金瓶梅》的作者,绝非一味以道德正统自居的人。他对瓶儿与西门庆的私情,其实有很多同情。这种同情,表现在他对花子虚的批评上:虽然瓶儿对花子虚相当狠心,但是“若似花子虚落魄飘风,谩无纪律,而欲其内人不生他意,岂可得乎”。也就是说,花子虚一天到晚和狐朋狗友泡在妓院里流连忘返,实际上是自己导致了妻子生外心的结局。在十分陈腐的“自古男主外而女主内”等套话之后,作者给了读者一份相当朴素而清新的关于“爱情”的宣言:“要之,在乎容德相感,缘分相投,夫唱妇随”,还要“男慕乎女,女慕乎男”。也就是说,只是单方面的忠贞顺从是不够的,男女双方都对婚姻的成功负有责任,而“容德相感”,男女之互相爱慕,还有那神秘的“缘分”的作用,都是一个“无咎”婚姻的必要条件。虽然没有鼓励私情的发生,《金瓶梅》的作者却也从不曾盲目地谴责“犯了淫行”的妇人:对金莲,他哀惋她“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对瓶儿,他同情她嫁了一个“把着正经家事儿不理,只在外边胡行”的丈夫。不少海外学者,如芮效卫、柯丽德,喜欢把《金瓶梅》放在一个儒家的思想框架里面研究,但是,正统的儒家对社会风气道德首先讲教化,教化行不通,就要采取惩罚的措施来纠正错乱的道德名分。《金瓶梅》的作者——尤其是绣像本的作者——对人生百态更多的是同情,是慈悲,是理解,而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的褒扬或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