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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越战越勇，控制了战争的局势，彼德留拉的部队有点吃不消了，因此格罗波的联队也被调到火线上。

    镇上兵力很少了，只有司令部和少数的后方警备队队员。

    连日恐慌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犹太居民利用这暂时的安宁，赶快掩埋了不幸的死者。那些矮小的住室里，又呈现出了生活的景象。

    夜深人静的时候，远处依然传来一阵阵隐约的轰隆声……是的，残酷的战斗就在不远的地方。

    铁路工人们纷纷离开了车站，各自去乡下谋生。

    中学已经停课关门了。

    镇上宣布戒严。

    一个黑沉沉的夜晚。

    在这样的夜里，确实是伸手不见五指。每个人都是摸索着走路，时时刻刻提防着别跌入壕沟摔碎脑袋。

    市民们都明白：在这样的黑夜里，最好坐在家里，老老实实地别点灯。屋子里越黑越安全，因为一星亮光也会招来讨厌的人。

    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生性不肯坐在家里。那就任由他们到处走吧——冒着生命的危险。

    这跟市民百姓不相干。

    就在这么一个黑夜里，却有一个人独自走着。

    他来到了柯察金家，伸手轻轻地敲了两下窗子。

    屋子里没人应声。

    他就又敲了敲，比第一次更响了些，也更坚决了些。

    此时，保尔正在梦中。

    他梦见一个大怪物，拿了挺机枪对着他；他特别想逃开，但又找不到路，而机枪已经发出了可怕的声音。

    坚定不移的敲击把玻璃震动了。

    保尔倏然跳下床来。

    他悄悄走到窗子旁边，极力想看清窗外是谁，但只能隐约看见一个黑影。

    这期间，家里只有保尔一个人。

    他母亲去他姐姐家了——他姐夫是糖厂的机务员。

    阿尔吉莫在邻近的一个乡村里做铁匠，靠抡铁锤度日。

    敲窗子的肯定是阿尔吉莫。

    保尔想到这儿便打算打开窗子。

    “谁呀？”

    他朝黑影子问。

    黑影晃动了一下，低低地回答：“是我，朱赫来。”

    接着，朱赫来双手往窗台上一撑，他的脸正好对住了保尔的脸。

    他悄声问：“我到你这儿住一宿，小弟弟，行吗？”

    “行啊！这还用问？”保尔亲热地说着，“你就从窗口爬进来吧。”

    朱赫来把笨重的身子挤进来了。他又顺手把窗户关好，但没有立时走开。

    他在窗户旁边站着，侧耳细听外面的动静。

    这时候，月亮正好从云层里钻了出来，照亮了大路。

    他仔细地观察了路上的情形，然后才转身问保尔：“咱们会不会吵醒你母亲？她睡了吗？”

    保尔告诉他，家里只有他自己。

    于是，朱赫来放下心来，说话的声音也稍微提高了一些。

    “小弟弟，那些坏蛋正在追我。他们追查车站最近发生的事情呢。本来嘛，要是大家伙能团结得更紧密些，我们准能抓住他们杀犹太人的机会，跟这些‘灰耗子’干一下。但你知道，人们还没有下决心战斗，所以干不成。现在他们正盯着我呢。他们已经搜捕过我两次了。今天，我差一点倒霉。我正回家，肯定是走后门的。我先站在板棚旁瞧了瞧：哦，园子里站着一个人，身子紧贴在树干上，可那刺刀却让他暴露了。这不，我扭头就跑，现在带着这双泥脚到你这儿来了。我打算在你这儿住几天，你不会有意见吧？呵，那好极了！”

    朱赫来坐了下来。

    他气喘吁吁地脱下那双沾满泥污的长统靴子。

    朱赫来的出现使保尔格外开心。

    因为发电厂最近已经停工了，他自己一个人在这冷清的屋子里备感无聊。

    两个人都上床睡觉了。

    保尔的脑袋一沾枕头，就进入了梦乡。

    朱赫来抽了半天的烟后，又从床上起来，赤着脚板轻轻走到窗边，朝街上观望了许久，才又回到床上。

    他累极了，立时就睡着了。

    他的一只手搁在枕头下面，按住了那沉重的手枪，将枪把子捂得热乎乎的。

    朱赫来意外的出现以及两个人八天来的共同生活，对保尔影响特别大。

    有生以来他第一次从水兵朱赫来那里听到了那么新鲜、那么令人激动的话。

    这些天对他这么个年轻的火夫来说，具有决定一生前程的重大意义。

    这个水兵利用这被迫的休息时间，将他对压迫乌克兰的“蓝黄旗军队”的深仇大恨，全部传给了如饥似渴地听他讲述每一句话的保尔。

    朱赫来的话明白易懂，听起来清清楚楚。

    保尔开始记住并明白了许多名字好听的党派：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这些党派都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是老百姓的救星。

    是的，从前保尔总是被这些名字弄得稀里糊涂的。

    这个来自波罗的海舰队的健壮水兵，这个坚定勇敢、久经海洋风暴的汉子，这个自一九一五年就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的老党员，给保尔讲述了残酷的生活和世间的真理。

    这个年轻的火夫听得如醉如痴。

    “呵，小弟弟，你真像我小时候的样子。”朱赫来亲切地讲述着，“我生来就有种反抗的劲头儿，只是不知道把浑身的气力往哪使。我家很穷。有时，我一见老爷家那些细皮白肉的孩子，心里就气得不行。我恨他们，经常揍他们，可是这样会招来父亲一顿狠打，除此之外，没别的好处。

    “靠自己去打斗，那是改变不了现状的。保尔，你年纪还轻，而且对阶级还不大明白。不过，我愿意领你走一条积极的道路。你会有出息的。

    “那些苟且偷生的人，我一点也看不上。现在全世界都着了火。奴隶们都起来了，他们要推翻旧社会。可是，为这个，得有一大帮勇敢的兄弟，而不是娇生惯养的宝贝蛋儿！一打仗就像蟑螂见到阳光似的，赶紧钻地缝儿。”

    他攥着拳头，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

    朱赫来站起身来，双手插进口袋，眉头紧紧地锁起来，在屋里踱开了。

    他憋闷得受不了。

    他有点后悔留在这个小镇里。他认为再呆下去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坚定地作出计划：穿过战线去找红军部队。

    但他决定把九个党员组成的一个小组留在镇上，继续坚持工作。

    “这儿没我，照样可以开展工作，我再也不能这样无所事事了！闲坐着！哼，我已经浪费了十个月了，这就够了！”

    他闷闷不乐地思忖着。

    “费奥多尔，你究竟是干什么的？”有一次，保尔突兀地问他。

    朱赫来站了起来，双手插在口袋里。

    他一时没有完全明白这句问话的全部意思。“难道你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我想你是布尔什维克，或者共产党员。”保尔小声作答。

    朱赫来朗声而笑，把手拍在了自己宽阔的胸脯上——胸脯上紧绷绷的是白底蓝条儿的水手内衣。

    他说：“小弟弟，这是显而易见的，就跟布尔什维克与共产党是一回事一样地显而易见！”

    说着，他变得十分认真十分严肃了。“你既然知道了这么多，那就得记住——除非你想叫他们杀死我，要不，这事儿千千万万不要告诉别人！知道不？”

    “知道。”保尔斩钉截铁地回答。

    正说着，门外突然有了动静，几乎没听见敲门声，门就开了。

    朱赫来急忙把手伸进衣袋，但旋即又抽了出来。

    进来的是辛辽沙。

    他有些瘦了，脸色苍白，头上缠了绷带。

    他身后是瓦丽娅和凯利莫卡。

    “小家伙，你好吗？”辛辽沙紧紧握住保尔的手，微笑着问候。

    “我们仨一道来看你，瓦丽娅不放心我独自来；凯利莫卡又不放心瓦丽娅独自来。虽然他是个‘红头发’的人，但至少还明白什么人独自去哪儿是危险的。”

    瓦丽娅笑呵呵地伸手捂住了他的嘴，责备道：“你总是胡说八道的——他今天一直挖苦凯利莫卡。”

    凯利莫卡和悦地笑了，露出一排白牙。

    “咱们应该原谅病号。他脑袋挨了一刀，还是这么爱胡说八道。”

    大家都笑了。

    辛辽沙的伤口没有完全复原，就躺到了保尔的床上。

    接下来，朋友们就热烈地谈了起来。

    平时，辛辽沙总是乐呵呵的，今天却一反常态，显得沉静而忧郁。他把挨砍的前后经过都告诉了朱赫来。

    来找保尔的这三个人，朱赫来全认识。平时，他也经常去辛辽沙家。

    他很喜欢这些少年，虽然他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但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阶级意识。

    他饶有兴趣地听着这几个年轻人讲述他们每个人如何帮助犹太人，如何把他们藏在自己家中，救了他们的命。

    当晚，朱赫来给他们讲了很多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事情，并帮助他们认清了局势。

    天已经很晚的时候，保尔才把伙伴们送走。

    每天，朱赫来都是黄昏出去，深夜回来。在离开之前，他总是忙着给留在本镇的那些党员安排工作。

    这天晚上，他走了之后，就没再回来。

    第二天一早，保尔睁眼看到的是一张空床位。

    他心中有种模糊的预感。

    保尔慌忙地穿衣出门，把门锁好后，又把钥匙放在了约定的地方。

    他直奔凯利莫卡家，想从他那儿打听点儿朱赫来的消息。

    凯利莫卡的母亲长得又矮又胖，脸盘很宽，上面满是麻子。她正在洗衣服。

    当保尔问她是否知道朱赫来在哪里的时候，她不高兴地回答：“怎么回事儿？好像我别的都不用干，专为你们看着朱赫来似的？就为他，佐祖利哈家被翻了个乱七八糟！我问你：你找他做什么？你们在一起到底干些什么勾当，真是一群好朋友，凯利莫卡，你……”

    她边说边狠劲儿地搓洗着衣服。

    凯利莫卡的母亲是个有名的唠叨婆。

    保尔又来到了辛辽沙家，他把自己担心的事情告诉了伙伴。

    瓦丽娅插话道：“你甭担心了，也许他住在朋友们那儿了呢。”

    但她说话的语气一点也不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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