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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齐，武将的最终宿命都是战死，这个结论已经被无数人证实。

    善始善终只是奢望。

    诚如藤原千代子所言，武将不离阵前死。

    张真人曾说过，逆天改命，是要付出代价的。

    刘招孙为扫灭后金，为终结一个上升期民族命运，以血为祭，献出自己五十年阳寿。

    如果不是王恭厂大爆炸，太上皇怕已入了太庙，牌位和刘氏列祖列宗摆在一起，让儿子刘堪祭拜。

    虽然那次他没死，不过和死也没多大区别。

    王恭厂爆炸之后，他不再是他。

    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招孙算是兑现了对真武大帝的誓言。

    刘招孙尚不能逃脱宿命，何况他人。

    每一段历史，每一个族群，每个决定，都需要承担代价。

    朱明驱逐蒙元，是以华夏经济政治全面倒退为代价。

    明代赋税制度开历史倒车，政治架构上更是一塌糊涂。

    废除相权，代价是不得不容忍内阁首辅的继续存在，超人皇帝体制，只维持了两代（朱元璋朱棣）便土崩瓦解。

    满清取代大明，付出的代价更为惨烈，除了明面上大规模屠城杀人，异族统治牺牲了主体民族的前途命运，后世主体民族付出十倍百倍努力，仍难回到原本属于它的地位。

    每到关键时候，保大清还是保中华，便成每一位满清皇帝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发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类的言论，不是因为老佛爷卑躬屈膝稀里糊涂——人家可是门儿清，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霍霍掉，那不叫丢人，那是本事，后来溥仪欣然建立伪满，也是出于这种心理。

    刘招孙正在推行的大业，前无古人，后面估计也不会有来者。

    相应的，帝国也要付出巨大代价。

    简单来说，未来还会死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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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经济在大齐占据半壁江山。

    在中原华北山东辽东等地，推行的是按劳分配乌托邦制度。

    统一劳作，统一分配，百姓生老病死全部由帝国负责，相应的，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要为帝国效命。

    在战事频仍的年代，在高强度的军事压力下，这种制度无疑具备强大的生命力，至少在真正统一全国之前，这种乌托邦制度不会改变。

    而在长江以南，在新近归附的广大区域，大齐在政治上完全照抄宋明，在经济上恢复了自宋代就建立起来的统收统支的转运使制度。

    废除了前明实物税和点对点的州县纲递制度，这种赋税制度效率极为低下。

    宋代为集中财政权而设立了转运使制度，转运使可以集中管理一路甚至数路的钱粮税收的财政和运输工作。

    各地州府税收由转运使汇总，最后运往大宋首都汴梁。

    由此形成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模式，后来为提升运输效率，又采取税粮折色等货币化财政制度。

    以铜钱替代实物交税，各地转运使者将所有赋税以货币形式款汇总京师，中央使用巨额银钱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实物（粮食布匹丝绸等），这种类似近现代财政的税收概念，不仅繁荣了市场，增加了百姓收入，也让中央更容易抓牢全国的钱袋子。

    所有这一切，在明代被抛弃了。

    天才的朱元璋，彻底废弃宋代转运使制度，命令各县将自己的税收解送到首都各衙门。

    税收重新回到唐代的粮食布匹等实物税收，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巨大倒退。

    至于朱元璋为何选择这种税收模式，只有天知道。

    可能是因为某种变态的控制欲，也可能是元末明初特有社会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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