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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凯默要做礼拜，所以我们星期六不用上班，因此，我每星期有两天读书的时间。

    我认识的聪明的城里人越来越多。

    凯默他自己对我很有礼貌，带着显而易见的尊敬。

    我现在没有任何忧心的事情，除了我欠弗农的那笔钱。

    由于我不善于理财，我现在还没有能力还。

    不过，弗农倒是还没有向我要过。

    我们印刷所里的铅字经常不够，并且那个时候在北美也没有浇铸铅字的人。

    我在路伦敦詹姆斯的住所看过人们浇铸铅字，但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太注意。

    不过，我现在做了一个铸模，用字母做打印器，打在铸模的铅上。

    通过这种方式就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所有的空缺铅字。

    我也偶尔刻几块铜板，制造油墨，我还是仓库的管理员等等，总而言之，我就是一个打杂的。

    但是，不管我怎么任劳任怨，我发现当其他人的技术不断进步的时候我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不重要了。

    当凯默付给我第二季度工资的时候，他就让我知道他的负担很重，应该减少点工资。

    他变得对我没有原来那样客气了，老摆他的老板架子，经常挑我的错，吹毛求疵，我们之间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尽管这样，我想他这样部分可能是因为他经营困难，因此不断忍耐，继续我的工作。

    但是，我们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因为一件小事爆发了。

    那天，法院旁边突然吵吵嚷嚷的声音，我就把头伸出窗外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凯默那个时候正在大街上，他看到了我，他大声地对我嚷嚷，叫我好好做自己的事情，并说了些责怪的话。

    他在大家的面前这样对我，我很生气，这时候，所有往外面看热闹的邻居都看到了他是怎么对待我的。

    他立即跑到印刷所，继续和我争吵。

    我们两个人都高声争吵。

    他按照我们签定的合同给我一个月的解雇预先通知，并且说他很后悔给我这么长的预先通知时间。

    我告诉他，他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我马上就会走。

    然后，我戴上帽子，就走出门了，在楼下，我碰到了梅鲁迪斯，我希望他收拾下我的东西，并且把它们送到我的住处来。

    梅鲁迪斯晚上就到我这里来了，我们谈论下我以后的去路。

    他对我很尊敬，他不想我离开印刷所而他还留下来。

    当我想要回老家去的时候，他劝我不要去。

    他提醒我，凯默已经资不抵债了，他的债权人已经不安起来。

    他的文具店也经营的很差，为了钱文具店的东西经常没有利润就卖了，经常赊卖东西却不记帐，因此他必然要破产，那样我就可以乘虚而入了。

    我说，但是我缺少资金。

    他就说，他父亲对我评价很高，很看好我，他从他和他父亲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如果我愿意和他一起合伙的话，他父亲会出钱帮助我们开业。

    梅鲁迪斯还说：“到明年春天我和凯默的合同就到期了。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伦敦订购印刷机和铅字。

    我很清楚我自己不懂技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出技术，我出资金，我们平均分配赚到的利润。”

    他的提议很好，我就答应了。

    他的父亲就在城里，也同意了这个事情。

    特别是他看到我对他儿子的影响很大，成功的说服他戒酒了。

    他希望我们的亲密相处会帮助他儿子改掉所有的不良习惯。

    我交给他父亲一张清单，他父亲又将之交给了一个采购商。

    东西就由那个采购商代买。

    在东西运来之前，一切要处于保密状态。

    同时，有可能的话，我还要去另一家印刷所找事做。

    但是，我没有找到有地方要人，因此就闲了好几天。

    凯默那个时候有可能获得为新泽西州印钞票的时候，那需要雕版和各种各样的铅字，而这只有我才会。

    凯默怕我被布雷福德请去而抢了他的生意，就给我写了一封措辞谦恭的信。

    他在信中说，朋友不应该吵了几句嘴就成了陌路人。

    他希望我回到他的印刷所去。

    梅鲁迪斯也劝我过去，这样他就能在我的知识下获得更多的进步。

    所以，我又回到了印刷所。

    情况比原来好多了。

    新泽西州印的那个生意接到了，我为之设计了一部铜版印刷机（这在那里还是第一次），还为钞票设计了一些花纹和字码。

    我们一起来到伯林顿，在那里，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各方都满意，凯默因此得到了一大笔钱，使他很长一段时间免于破产。

    在伯林顿，我认识了这个州的许多重要人物。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议会任命来监督印刷工作的，钞票的印刷数量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

    因此，这些人经常轮流和我们在一起，一般总是带一两个朋友来做伴。

    由于书读的多，我的见识因而比凯默广，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更喜欢和我谈话。

    他们把我带到他们的屋子，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

    对我很客气。

    然而，我的老板凯默却有点被忽视了。

    事实上，凯默是个怪人，他不懂的社交，喜欢粗暴地反对大家都接受的观点，衣冠不整，邋遢到了极点，是某些宗教观点的狂热信徒，并且有点流氓习气。

    我们在那里呆了将近3个月，在那段时间里，认识了一些可以称为朋友的人。

    他们是法官艾伦；州秘书塞缪尔巴斯蒂尔；艾萨克皮尔逊；约瑟夫库伯；和几个史密斯家的人。

    他们都是州议会议员。

    还有测量局的局长萨克德科。

    他是一个精明睿智的老人，他告诉我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独立生活了--给烧砖工运土。

    当他长大以后他就开始写作。

    他为测量员拿测量链，测量员就教他如何测量。

    由于他的勤奋工作，他现在已经拥有了不菲财富。

    他还说：“我可以预计，你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将这个人挤出这一行，并在这一行在费城获得一笔财富”。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已经打算在这里或者别的地方开业。

    这些朋友日后对我帮助很大，我也不时帮助他们。

    他们终其一生都敬重我。

    在我讲述我正式开业前，我最好让你知道我那时候对伦理道德的看法，你也可以看得出，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未来生活。

    我的父母很早就让我对宗教产生了深刻印象，使我整个童年都虔诚地反对英国国教。

    但我那个时候只有15岁，当我发现在我读的不同的书里有不同观点以后，我就开始怀疑圣经本身了。

    一些反自然神论的书籍被我碰到了，据说博依尔布道的要旨都在里面。

    它们对我的影响恰恰和它的原意相反，为了反对自然神论它们引用了自然神论的观点，但那些在我看来，却比驳斥人的理由更有道理。

    总之，我不久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自然神论者。

    我的观点把一些人，尤其是柯林斯和拉尔夫引入歧途，但是这两个人毫无良心地使我大吃苦头。

    再想起基思对我的行为（他也是自由思想者），还有我对弗农和里德小姐的行为，那些都不时引起我的愧疚。

    我开始怀疑自然神论的教义。

    自然神论的教义可能是真理，但却是没有什么用途的。

    我在伦敦写的小册子中，引用了德莱顿下面的诗句作为格言。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尽管半盲的人

    只看见链条的一部分，最近的那部分

    他的眼睛却看不见

    那在一切之上的公平那杆秤

    这本小册子还从上帝的品性，他的无边智慧，他的仁慈与力量得出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可能有错误的东西，善和恶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并不像我曾经认为的那样是明智之极的。

    我开始怀疑，有些错误可能不知不觉得加入了我的观点，以至影响了随之而来的结论，这种情况在推理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

    我渐渐地相信，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对于人的幸福最重要的是真诚与正直。

    我于是写下了决心书，决心书还留在我的日记里。

    我决心终生侍奉它们。

    圣经本身对我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是我有个想法，深以为然，我们不能认为某件事情因为被禁止去做就认为那是不对的，不能因为某事要求人们去做就认为它是对的。

    然而，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来的话，某些事情之所以被禁止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是有害处的，某些事情之所以要求人们去做，是因为那是对人们是有益处的。

    这种信念，靠着上帝的赐福或者守护天使的保护，或者偶然的有利情形或者环境，或者三者的合力，保护我度过青年时代的危机；在父亲不在身边，得不到父亲的劝告的时候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危机。

    没有因为任性而产生严重的缺德和不义行为，而这些，本来因我缺少宗教信仰而产生。

    我说“任性”这个词，是指在前面我所提到的那些事例中，我由于年轻，没有什么经验，包括别人的无赖行为，都包含了必然性在其中。

    在我进入社会的时候，我的品德还是可以的。

    我很珍视它们，并且决心保持它们。

    我们回到费城不久，新的印刷机就运到伦敦了。

    我们在凯默知道之前和他算清了帐，得到他的同意离开了他。

    我们在市场附近找到了一间出租房，把它租了下来。

    那个时候房租一年只要24镑，后来听说要70镑一年，为了减少房租，我们就让安装玻璃的工人托马斯戈弗雷一家和我们一起住，他要负担相当一部分的房租，我们还把伙食包给他们。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放还印刷机，拆开铅字盒，我们的一个朋友乔治毫斯就带了一个乡下人来，他在街上打听印刷东西的地方。

    我们所有的现金都用于购置各种东西了，我们已经身无分文了，这个乡下人的五先令是我们赚到的第一笔收入，它拿的正是时候，它比我以后赚的任何一个5先令都令我开心。

    由于对毫斯的感激我更乐意帮助那些刚开业的人，要不是他，我可能不会怎么热心。

    在每个国家都有预言世界即将毁灭的人。

    那个时候，在费城就有这样一个人，一个很有名的老头，看上去很有智慧的样子，讲话的时候态度很严肃，他的名字是塞缪尔米克尔。

    这个人，我并不认识他，有一天，他来到我的门前，问我是不是那个最近开了一家印刷所的年轻人。

    我回答说是的，他说他很难过听到我这么说，因为开印刷所要很多钱的，我所花费的这些钱都会没有的。

    因为费城即将完蛋，人们都处于半破产状态。

    所以和它相反的现象，像新建筑物的不断建成，房租不断上涨，这些他认为都是假象。

    所以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属于要毁掉我们的东西。

    他非常详细地向我讲述了现存的或者即将出现的一些不幸之事，他说的这些让我十分忧郁。

    如果我在创业之前碰到他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做生意的。

    这个人继续住在这个不断走向毁灭的地方，重复同样的论调。

    但是，后来，他买了他第一次悲观预言地方的一所房子，价格是他预言时候的五倍，这让我很高兴。

    我本应该早就提到一件事情，在上一年的秋天，我把我所认识的大部分聪明的人集合在一起，开了一个俱乐部，它的名字叫“讲读俱乐部”，俱乐部的宗旨在于相互提高。

    我们每个星期五的晚上聚在一起。

    我制定了俱乐部的规则，要求每一个人应该轮流提出一个或者数个有关道德、政治、自然哲学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没3个月提交一篇自己写的文章，可以是他喜欢的任一问题。

    我们的讨论在社长的指导下进行，本着探求真理的真诚精神，不应该有爱争辩或者求胜的心态。

    为了防止激动，一切过于自信的肯定表述和针锋相对的争辩都是被禁止的，如果违反规定就要处于小额罚金。

    “讲读俱乐部”的第一个成员是约瑟夫布赖特纳尔，他是公证事物所的契约抄写员，脾气很好，对人友善，已经人到中年，特别喜欢诗歌，凡是他能碰到的书他都要拿来看，写了些还行的作品，善于做些小东西，通情达理。

    托马斯戈福雷，一位自学成才的数学家，他对数学方面很有研究，后来他成为“哈德里像限仪”发明者。

    但是除了数学，他对别的基本不知道。

    他不是一个另人愉快的伙伴，就像我碰到的大多数伟大的数学家一样，他要求对谈到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求精确到底，无休止的区别和否定那些琐碎的事情，这样就防碍了大家谈话的进行。

    不久，他就退出了俱乐部。

    尼古拉斯斯卡尔，一个测量员，后来成为了测量局长，他喜欢读书，有的时候也写点诗。

    威廉伯森斯，一个做鞋的，喜欢读书，数学知识挺丰富。

    他开始学数学是为了学习星象学，但最后他却嘲笑星象学。

    他也成为了测量局长。

    威廉麦格里奇，一个工匠，一个技艺非常精巧的工匠，老实聪明。

    林梅雷迪斯，斯蒂芬波茨，乔治韦布，这些人我前面都谈过。

    罗伯特格雷斯，一个家境富裕的年轻绅士，慷慨大方，活泼聪明，爱讲双关语，爱朋友。

    还有个叫威廉科尔曼的，他是一个商店的店员，大概和我年龄差不多，他是我所见过的人里面头脑最冷静，心肠最好，品行最端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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