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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研发补贴的分配、研究机构的管理、到企业的研发，到处都充斥着金钱有关的考核指标。

    如果你准备憋个大招，放个大卫星，不好意思，等待你的也许是研发经费短缺、非升即走、35岁优化、末位淘汰，以及长期处于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生活质量。

    即便你都这么惨了，还会有人偷偷把你的成果改个作者后上报给管理者。

    其实，研发目标考虑收益是正常的，毕竟生物都有趋利性，但国内科研短视化严重，且恶性竞争、无道德竞争普遍存在，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风气下，自然都倾向于从事难度低、收益快、收益高的方向。

    正因为知道这些问题，傅松才想在远景研究中心建立一套自认为更为合理的科研管理体系。

    但听了郭孔晖的话后，傅松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应该是道和术的关系。

    基础研究是道，是大树的根，而应用研究是术，是大树的树干。

    没有基础研究做支撑，应用研究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但如果没有应用研究带来的利润反哺，基础研究就无法永远长成参天大树，甚至胎死腹中。

    “冷战结束后的这两年，美国政府大幅削减了对基础研究的投资。贝尔实验室副总裁、诺贝尔奖获得者彭齐亚斯，早在冷战结束前的1990年，就宣告要终结贝尔公司实验室‘玻尔象限式研究趋势’。

    他一方面大幅削减基础科学领域的基金，削减率为8%；另一方面撤除所有科研实验室，将大部分研究资源转向软件领域。

    贝尔实验室正是靠着物理学研究而闻名遐迩，取得过成千上万的专利权、先后共走出了11名诺贝尔奖级的科学大师。

    在此之前，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可以高枕无忧、像校园内的科学家那样悠闲自得，只需要关心发表科学论文，现在却必须像普通职员一样，为企业的生计操心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量啊！”傅松心有戚戚焉，他虽然有钱，但这两年投入到科研上的资金同样让他心惊肉跳，而且这么多钱投进去后，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

    “我上半年在美国的时候，专门了解过贝尔实验室的情况，跟你说的差不多。

    彭齐亚斯改革前，贝尔实验室的各实验室大多进行自由研究，每个科室单独设立小型研究计划。

    改革后，要求每个科室必须在特定的领域具有核心研究开发能力，以便使贝尔实验室在整体上对整个公司所有的业务部门做出更多的贡献和提供更好的服务。

    他还要求实验室调整研究方向，加强了研究机构与公司业务部门以及公司顾客之间的合作关系。

    现在贝尔实验室不再为科学而研究科学了，而是在企业经营现实目标与其长远目标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郭孔晖点点头道：“冷战结束了，没了苏联人的虎视眈眈，美国人稍微有点懈怠了。

    贝尔实验室只是个开始，我敢肯定，未来美国企业研究机构的日子肯定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国内的研究机构在市场经济中面临转型，美国的其实也一样，很多研究人员要么转型，要么走人。”

    傅松心里一动，笑道：“郭教授，我正发愁远景研究中心老毛子太多，如果你的预言能够成真，我就到欧美国家捡漏去。”

    “美国人可不便宜，你得做好大出血的准备。”郭孔晖开了句玩笑，把大家都逗笑了。

    傅松问道：“郭教授，你的意思是，远景研究中心现在的科研模式不可取？要像贝尔实验室那样，从重基础研究向重应用研究转变？”

    郭孔晖道：“其实没有人能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它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动态关系，这是巴斯德象限的精髓。

    如果非要把它们区别开，就落入了创新的线性模式窠臼，基础研究之后是应用研究，后者经过开发，最终将成为创新。

    远景研究中心现在聚集了一批各个领域的优秀科学家，但如何发挥这些科学家的最大效能，在科学和技术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却是一个亟待研究的大课题。

    过去贝尔实验室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因为它将短期研究和长期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好。

    今天的贝尔实验室，开始更注重对接市场需求，同时还保留了一批科学家进行长期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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