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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欣的继父和母亲一样，只是个普通的棉纺厂工人，因为工作努力踏实，被安排干了个连官都不算的生产组组长。

    就是因为他不是领导，手中没有什么权力，她和于升姐弟俩在棉纺厂受尽了白眼儿和欺负，每天都要忍受着污言秽语的洗礼。

    后来，母亲和继父死于纺织厂的一场火灾中，她和于升成了孤儿，那一年她十五岁，于升十一岁。

    母亲和继父留给他们姐弟俩的唯一东西就是那座两室一厅的房子，因为房子的产权是纺织厂的，不少人就开始打这套房子的主意。

    为了保住这座房子，于欣哭过闹过，甚至寻死觅活过，但人心就是那么险恶，孤立无援的姐弟俩根本就不是那些大人们的对手。

    就在姐弟俩要被赶出家门的时候，父亲突然出现了。

    尽管过去了五六年，但于欣至今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天，父亲从一辆伏尔加上走下来，而平日里高高在上的棉纺织厂领导们，在父亲面前像是老鼠见了猫，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从旁人的口中，她知道了父亲现在的身份，省轻工局的二把手。

    父亲并没有过来相认，甚至都没往她身上瞥一眼，只是在棉纺织厂转了一圈就匆匆离去。

    当天晚上，棉纺织厂厂长亲自将房产证交到了她的手中，她捧着那本小小的房产证，终于明白了权力的力量。

    厂长隐晦地告诉她父亲的现状，她这才知道，父亲已经再婚，妻子是他下放时认识的，那个女人的丈夫也带着孩子跟她离了婚，两个人同病相怜，又有共同语言，平反后马上结了婚，第二年有了孩子。

    她并不笨，知道厂长只是个传声筒，也知道了父亲的意思，相认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弥补，至于怎么弥补没有说。

    再后来，她初中毕业，参加小中专考试，按成绩本来上不了中专，但却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她知道，这是父亲的功劳。

    中专四年毕业后，同班几十个同学，要么分配到又苦又累的基层，要么遣返原籍由地方重新分配，而她并不是最优秀的，却分配到沐成大学资产管理处，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科员，但胜在工作轻松又有地位。

    有时候她也会扪心自问，自己到底崇拜父亲这个人呢，还是他手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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