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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习好，他们脸上就特有光，走路都是昂着脖子的，后来玩了一阵子游戏，成绩下来点，他们就怕得要命，直接把我送亚圣书院去了。

    这样的家长，以前我还能忍，可我已经经历了那些事……怎么说呢，我跟以前完全都不一样了，可他们还是老样子，我怎么忍？

    我跟他们讲了这一年的遭遇，毫无保留我都是被迫的，没觉得丢人，我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接纳我，也接纳我的孩子。

    呵呵，他们被吓得不轻……一年了，对我的遭遇，我不相信他们没做过最坏的考虑，可他们就像两只鸵鸟，即便有那些念头闪过，也立马赶出脑海。

    他们做了妥协，我’死了’，他们选择跟亚圣书院私了，跟李建业私了，他们让人拿钱买断了我这些经历，拿人手软。

    现在我又’活了’，他们怎么面对？……呵呵，对他们来说，可能我死了更干净吧。”

    与几名刑警相比，张雅兰的情绪反倒显得十分平静，历经磨难的她本该在家里得到亲人的安慰和支持，显然，并没有。

    张雅兰继续道:“我在家住了三天，带着孩子，这三天里，我的父母一直暗戳戳地商量着，我只能等待他们商量的结果。

    第四天，他们把我叫到饭厅，我们坐在餐桌前，那是一次特别正式的谈话。

    真是讽刺，以前家里住小房子的时候，我想象过，什么时候能像电视剧里一样，一家人坐在一个正儿八经的餐桌前，而不是吃饭也要在茶几上凑合。

    现在倒是都有了，就是变了味道。

    他们是来通知我最终决定的，主要有三点:

    第一，孩子必须送走，他们觉得孩子是我的污点；

    第二，这一年的事不准提，他们嫌丢人，同时也害怕已经到手的房子、车、钱出什么岔子。我爸连理由都帮我编好了，就说我这一年抑郁了，看病去了；

    第三，我必须从形象上做出改变，瘦下来，不再浓妆艳抹，用他们的话来说，‘像原先一样，有个学生样子’，然后就是回学校，考大学。

    他们让我跳过这一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这话说出来好简单是不是？有点可笑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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