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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10月，蔡锷喉病复发，袁世凯趁机以“准给病假三月，召来京调养”为名将他调到北京，开始被软禁。但是鉴于他的巨大威望，袁世凯又不敢有其它动作。后来接受其谋士杨度的建议，封蔡锷为“昭威将军”，担任一些有名无实的职务，加以笼络。虽然“昭威将军”是民国上将军之首的封号，实际上却是剥夺了他的军权，并进行严密的监视。

    当然老袁还是怜才的。袁世凯对蔡锷的军事才能很是赏识，每天都邀请他共进午餐。当时正值“剿办”白朗军时期，关于“剿办”的一切计划情报和有关文电，袁世凯也都放心地交给蔡锷审阅。蔡锷由此洞悉了北洋军的底蕴及其弱点，认定“云南一个师，足够打败北洋十个师，就军事论，胜算决不属袁”。

    可是除了军事参谋上的倚重，他这位将军在政治上的地位就低得多了，随着老袁在专制与共和之间摇摆，他对有军事能力的蔡锷反而更加担心。随着白朗战死，英雄便无用武之地了。这时候，他还是从国家全局考量，认同袁世凯统一政令和军令的行为。

    等到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后，蔡锷的心被深深刺痛了，让他对袁的好感一清而光；接下来的“筹安会”，更让他对袁深恶痛绝。但为了避免引起袁世凯的猜疑，蔡锷在公开场合批驳反对帝制的梁启超，并积极表态“赞成帝制”。

    但私下里，蔡锷与梁启超等人秘密商讨“倒袁”计划。同时，蔡锷也在联络故旧，并刺探各省诸侯对此事的表态。但是事关生死，各方真实的意见均是云里雾里，让一向谨慎的蔡将军更加谨慎。后来不得已采取深居简出、在八大胡同“鬼混”吃花酒做出一副醉生梦死之态，佯装胸无大志。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

    作为北京城内的名人，他的一举一动倍受各方瞩目。一些内心反袁的人见著名的“松坡将军”都公开作袁的鹰犬，不禁大失所望，也不由得收敛许多，这才有北京城“万马齐喑”的不正常状况。

    环绕北京周边都是北洋系地盘，那可是实打实的兵强马壮。蔡锷在京日久，越是了解北洋军的实力：老袁起家的军队真不是盖的，滇军虽有必胜的信心，但架不住北洋军势力大、路程远----“彩云之南”毕竟摸不着北京的天嘛。战端一起，难免旷日持久、生灵涂炭。如何快速打败北洋军以保留中华民国的元气，是这位杰出的军事家经常思索的。

    当滇军在正面牵制住北洋军主力后，真正能够给袁一击的，最接近的地点莫过于东北，也就是奉天的张作霖。要是奉天能够在背后一击，嗯，大事可偕矣。

    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张作霖对袁世凯称帝还是很热心的，具体地说是突然热心了起来。从他的劝进密电被袁世凯公布之日起，奉天的脚步越来越大，据说张作霖还亲自向奉天省城的头面人物、当选议员们大讲特讲劝进对国家的意义。从种种反应看，张作霖是彻头彻尾的拥袁派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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