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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误之一,祝植淳跟他不熟。两人差了近2岁,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大相径庭,共同话题实在不多,换正常状态时的潘中富,肯定会先从祝二先生或者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高尔夫球场说起,先拉近大家的距离。

    失误之二,这一桌人员配置有问题。潘中富是老板,王天明是朋友,两人算是平行关系。另外三个,一个是秘书,一个是律师,一个是翻译,大家是雇佣关系,这个场合,潘中富不点名问,懂点事的人绝对不会随便开口。至于祝植淳、孟茵云、边学道,一个比一个傲,都不是陪聊的人。

    王天明看不下去了,帮着潘中富活跃话题,不过他实在不是一个活跃话题的适当人选。

    大家身在法国,就说到了奢侈品,加上潘中富刚说了他参加的那个“cpol课程”班,话题又延伸到了“上流社会

    本来有些东西,在潘中富嘴里说出来,就是简单讲个笑话,可经过王天明这个有点愤青思维的学究一发散拓展,话题热度就上来了,不自觉参与话题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连祝植淳和孟茵云都参与了进来。

    潘中富说回国前,得去一趟香榭丽舍大街,把许诺老婆的包、香水、化妆品、衣服买齐了才能回去。他跟裴桐说：“我老婆个子跟你差不多高,就是比你胖两圈,到时得麻烦你帮我试衣服,还有都去哪家店,你也帮我参谋参谋。

    裴桐说：“我是学生,那些高档品店只在橱窗外面看过几眼,没进去过,这个忙我怕帮不上。”

    关于奢侈品的话题由此展开,王天明最后总结说：“世界奢侈品消费主体是40岁至6岁的人群,因为社会主要财富集中在这些人的手中,而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主体为2岁至45岁的人群,这一点是很反常的,这透露出,中国的社会结构、消费结构,存在很大隐患。而且,需求不振与奢侈品偏好如此不协调地拼贴在一起,让人难以理喻。”

    王天明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往祝植淳、边学道三人这边扫了一眼。潘中富看见了,心说我地个乖乖,这个书呆子怎么唱了这么一出？

    奢侈品？

    无论车、化妆品、还是其他什么东西,有比酒庄更奢侈的吗？刚才是在酒庄中介遇见的这三人,现在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消费结构有问题,还说财富年轻化,这简直是当着和尚骂秃驴

    王天明确实看祝植淳、边学道三人不爽。

    他跟潘中富相识几年,了解潘中富的脾气秉性,知道潘中富外圆内方,平时笑面对人,但骨子里不大看得起人。今天在中介公司,潘中富跟祝植淳搭话的场景,王天明都看在眼里,在他看来,这个年轻人,十有七八是个官二代,因为单纯拼财富,让潘中富这么自降身段的家庭没几个,而他没听过哪个富豪家族姓祝。

    想着自己读了一辈子书,教了半辈子学,儿子想在上海买个婚房,自己却拿不出多少钱,想到这个他就郁郁难解。若不是为了钱,他也不会点灯熬油给报纸写稿子,也不会上电视台的节目按照人家的意思说这说那。

    反观他那些从了政的同学,到了他这个岁数,只要坚持下来的,大多实权在握,区别只是权力大小而已,可是再小的权力,也是权力,有权力就能寻租。他一个同学,在县城土地局当实职副科长,升官6年,燕京一套房,上海一套房,省会三套房,还有若于商铺,每每想到这些,王天明就觉得非常压抑,所以他经常在写给报社的文章里问一个问题：当官发财的社会规则什么时候能改一改？

    因为讨厌当官的,所以连带着也看不惯他主观猜测的“官二代”祝植淳三个人。王天明看不惯一个人,那是绝对没好听话的,而且不分场合。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学校里蹉跎多年没有寸进的原因。

    王天明说完,潘中富打圆场说：“扯远了,中国从古至今都是老子赚钱小的花,加上没有遗产税,跟啥社会结构、消费结构没关系。说白了就是一夜暴富的人多了,各种人参差不齐,家庭教育跟不上,孩子就不听话。再者,像我老潘,没啥文化,大老粗一个,有些东西是生来带的,改也改不了,学也学不会,也不懂鉴赏古董啊红酒啊啥的,可有些场合见了人必须得显示一下实力,那咋整？就得挑贵的买,挑大家都说高档的买,不然我天天这么忙,总不能再去学个鉴赏啥的。”

    王天明喝了一口水,说：“老潘,其实你们这类人,对奢侈品是占有,而不是拥有,因为你们从不关注品牌内涵,缺乏深层的文化认同。还有,你们在品牌选择上较盲目,很多奢侈品在国外其实是大路货,但宣传做得好,到国内身价飙升数十倍,仍有好些人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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