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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九看到地图上标注着的敌我态势，可以看出尽管自己已经提供了日军的兵力部署以及进攻路线，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与历史上的兵力部署情况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也可以理解，受到内部派系林立、以及运输条件等方面的制约，也只能做这样的作战部署。

    还有一个原因，是日军的战斗力强大，战役的主动权掌握在日军手上。

    武汉会战，国军方面投入了110万人，日军方面投入了30万人，在兵力上看上去国军占优势。但是日本是现代化（当时的）的工业强国，部队的装备训练远远超过了国军方面。日军投入了现代化的作战飞机三百余架、作战舰艇137艘，国军方面只有50艘老旧作战舰艇，吨位只有日军舰艇的1/10.有200架飞机，其中1/3无法起飞，只能用做零件拆解。

    日军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能够按照他们的预定的进攻路线攻击前进，占据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国军也不得跟着日军的脚步，做这样的兵力调整。

    有些事情并不是你事先知道了，就可以改变结局的。比如说米国要攻打伊拉克，他的航空母舰就在海面上停着，兵力的调配也可以说基本上是透明的，但是伊拉克仍然无法避免失败，双方的实力悬殊实在是太大了。

    参战的国军将士们尽管英勇战斗，但是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也只能打出这样的结果了。

    王金栋说的很有道理，高九的确是无法参与是战略和战役层面上的部署。即使制定出再好的计划，国军的将领们也不会听从高九的指挥，战役计划也就形同虚设。

    武汉会战期间有一个著名的事件，那就是马当要塞的失守。

    马当要塞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国军经营了几个月，耗资无数，坚固异常，是阻拦日本海军的坚固堡垒，军委会对它寄予厚望，认为它至少能阻止日军攻势一个月左右。

    日军波田支队在攻占安庆后，继续搭乘海军舰艇沿长江西进，6月下旬抵达了江防要塞马当的封锁线外。

    马当要塞附近守军为李韫珩的16军，两周前，李韫珩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大敌当前竟然还办了一个为期两周的“抗日军政大学”。6月24日，李韫珩还大肆铺张地办了一个隆重的结业典礼，邀请了16军各级军官和当地士绅参加。日军肯定事先得到了这个情报，于是6月24日凌晨，在16军的防地东流登陆成功，然后顺利地攻下了既无准备，又无主官指挥的香山、香口等地。

    还好，防守马当要塞长山核心阵地的海军陆战队2大队没有派人参加结业典礼。在总队长鲍长义的指挥下，2大队顽强抵抗，打退了波田支队的三次大规模集团冲锋。

    鲍长义这边打得昏天暗地，李韫珩那边结业典礼则开得隆重得很，讲完话之后又有用餐，喝得一塌糊涂。见16军暂时指望不上，鲍长义赶紧发报给在武汉的老上司谢哲刚。谢哲刚一看电报，吃惊不小，立马报告了军委会。

    军委会看了谢哲刚送来的电报，命令驻扎彭泽的167师长薛蔚英立刻率部走公路增援长山。李韫珩故意拖延，命令167师长薛蔚英走小路。

    薛蔚英跟战区长官有矛盾，他想了很长时间，最后选择了走小路，延误了战机。鲍长义的2大队在坚持了两天后，伤亡已经过半，而且炮弹也打光了。为了避免全军覆没，2大队不得不撤离阵地。日军占领长山阵地后，马当炮台也跟着丢了。

    最终李韫珩和薛蔚英被军委会枪毙。马当要塞丢失以后，国军陷入了战役上的更加被动的局面。

    李韫珩和薛蔚英这样的高级将领，连军委会的命令都不听，高九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高九能够做的，也就是在具体的战斗上，尽到他作为一个抗日战士应尽的责任。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在军事部署上的问题不发表意见，可以按照第五战区的要求，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

    看到高九在地图面前沉吟，冯处长问道：“高先生，您觉得第九战区的战役部署有什么缺陷吗？”

    高九既然改变不了战役部署，他也没有必要在这上面发表不同的见解，平白无故地得罪一大批人。

    要知道，这么大规模的战役计划，是多少参谋人员和高级将领们呕心沥血制定出来的。否定人家的作战计划，那不是自己找不自在吗？

    高九说道：“战役部署很好，只要各部能够按照预定的战役部署，完成自己的任务，武汉会战一定能够取得很大的战果的。”

    高九的话里有话，是说战役部署是一回事儿，各支部队具体的执行又是一回事。而且，高九有没有说武汉会战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只是说会取得很大的战果。他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了，其实是对第九战区的战疫计划的执行表示了质疑。

    冯处长对于第九战区内部的事情十分清楚，他听明白了高九的意思。于是他就让林燕妮陪同高九，他自己去向参谋长汇报。

    不一会儿，冯处长回来了，他说参谋长还是要求高九过去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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