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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场内一片安静，所有人都在消化严震直刚刚提出来的这项关于加赋的建议，包括朱允炆在内。

    不得不说，严震直提出来的这一条，通过加赋来为农民的未来提供风险保障，不仅小幅度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同时还增强了农民群体抗风险的能力，不会出现因为天灾人祸导致一家老小都吃不上饭，也让赈灾从完全的施舍性质变成了更健全的帮持机制。

    而朱允炆之所以感到开心，便完全是因为严震直这一项建议，完全是社会保障机制的草创版。

    高税收的同时高福利。

    “农民多交赋这一点或可行此政，那工人呢？”

    曾文济皱了眉头：“工人的工钱是定数，多了一成的工钱税，到手便更少了，如此何解？”

    “工人的工钱不是由工人决定的，而是由工厂主决定的。”

    严震直说了一句最简单、通俗易懂的话：“作为雇佣方的工厂主，当然希望工人的工钱越来越低，甚至是像几十年前那种，充做免费的劳动力。

    如今，京畿带工人一天的工钱基本稳定在五十到六十文的区间，我们加征一成的税，工人到手的自然会更少，工厂主是不会替工人缴纳这笔税钱的，看似增加了对工人的剥削。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国营工厂起带头作用的时候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加速，工厂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对于工人的需求量也就会加大，工人不是前朝的包身工、佃农、卖身奴，没道理一辈子就在一家工厂做工。

    我们的国营工厂提高工人的工钱来招工，那私营民间工厂必须跟上，不然他们就招不到工人，没有工人就没有生产产出，他们就赚不到钱。

    同微不足道的工钱相比，他们会做出最明智的选择，那就是为工人加薪。

    我们为一个工人一天的工钱取一个定数，六十文，现在我们国营工厂定到八十文，扣除掉一成的税，工人到手七十二文。那么假定招募的工人数为五万，我们也仅仅是多支出了十二文，五万人便是六十万。

    假定全国的工人有三百万，私营民间工厂同样将工钱提高到八十文，那每人八文钱的税，三百万人就是要缴纳两千四百万的工钱税。

    我曾经在京城戏班看过一出戏，里面有句话很搞笑，说‘乡绅的钱如数退还，百姓的钱三七分账’，如今呢，我们是保障百姓的收入原封不动并且还加一部分给到百姓手里，而富商的钱呢咱们拿出来，不搞三七分账，全部拿出来给基层工人做保障。

    因工受伤的、因工亡故的、工伤致残的，咱们建立起全面的层级保障，该补给五年的补五年，该补给十年的补十年，包括一定比例的医疗补贴都将从这笔加征的工钱税中支出。”

    “好办法！”

    一直默默听了好几天大会的朱允炆开了腔，喝了声彩。

    严震直的主意不得不说确实大才，这是将社会阶级中的头部财富拿出来分到底层，而底层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亦会将财富通过花销的方式聚拢到头部阶级，可是头部阶级想要将本属于他们自身的这笔钱重新装回腰包，又要过一道程序，那就是交税。

    举个简单的例子，商人拿出二十文给百姓，百姓再买东西把二十文还给商人，商人到手的却可能只有十五文，有五文钱到了国库。

    如果商人后面不想继续拿出来怎么办，国库就把五文钱拿出来用到给百姓提高待遇上，这就是国营资本的引头作用，商人就不得不也含泪掏腰包继续加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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