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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试验所需的志愿者，至少需要300人。

    找到三百个合适的病例，往往就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而说服一个病例成为志愿者，需要付出近300万元/人的补偿款，这就是近10亿美元的成本。

    而在印度呢？

    十几亿得不到基本医疗保障的人口，会有什么样的病例找不到呢。crt型肿瘤在印度，发病率高达3万分之一，十二亿人口当中，至少有四万个能够筛选出的病人。而美国公司需要为每个志愿者付出的赔账，只有5万美元而已。而且，这五万美元，也只是支付给当地医院的，而非患者本人。

    更可怕的是，当地政府甚至还默许了另一种方式——人造病例。

    为了凑齐用于临床试验的病例，这些企业通过某种手段，将健康的志愿者转化为患者来进行试验。

    这种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几乎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在印度变成了现实。

    这一切都得益于那次闭门会议的结果。

    而印度得到的报酬则是，这些企业权利支持印度在医药领域的技术研发工作，并且对那些粗劣的仿制药品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

    因此，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印度药”

    5万一瓶的格列卫，印度版只要759块钱，

    800块一瓶的降血酸新药非布司他，印度版只要150。

    这也让印度药成为了走私界的新宠儿。

    只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印度对于药品生产质量和安全性的彻底混乱。无数新建的仿制药工厂鱼龙混杂，根本没有一套可以正常运行的制度来对他们的行为予以约束。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更是彻底被忽略。

    这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结果：

    外国药在印度做临床试验，而印度药则根本不做临床试验。

    以至于每年由于药物不良反应造成的伤害，在那里几乎已经不算是什么值得关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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