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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明宇，你这个观点倒是非常新奇，能具体说说吗？”黄鹤年很有兴趣的说道。

    “咱们都知道，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远超当前咱们国人的购买力。”

    “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严重缺员，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更加失衡！而且，前苏联的这种高福利做法还助长了老百姓的惰性，让老百姓们沉浸于一个玫瑰色的梦幻中，以为他们的国家已经非常富强了！所以，高福利的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但是，由于老百姓们已经习惯了之前的高福利生活状态，因此他们便对这种商品短缺，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的状态十分不满，因此加剧了社会动荡，成为了国家分裂的催化剂！”

    陈明宇一口气说完这些，才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茶。

    黄鹤年暗自沉吟了一番，然后微笑道：“明宇的这个见解很有意思，学伟，你怎么看？”

    陶学伟道：“我也觉得明宇的这个想法很新颖，之前还很少从这个方面来解读前苏联的解体。那么，明宇，你觉得从这个方面来分析，对咱们国家当前的情况来说，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呢？或者说，前苏联跟咱们国家相比，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和哪些不同的地方呢？”

    陈明宇侃侃而谈道：“我觉得相似的地方在于，当前咱们的一些国有企业也存在这种高福利、竞争压力小、生产效率低等问题，虽然咱们国家国企职工当前的高福利还比不上前苏联当时为国企职工提供的高福利，但是从咱们国家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国企的职工，不管是在工作环境还是在工资水平上，都要比农民高上很大一个层次！更重要的是，这些国企职工手里捧得都是所谓的铁饭碗，旱涝保收，这就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惰性，反正不管干的好不好，都不会少拿工资，更不会被开除，那么又何必多干活呢？由于缺乏竞争压力，这些职工中的很大一部分也不会自发的去提高工作技能，这就造成了生产效率的十分低下！这种效率的低下在咱们国内或许还不太明显，但如果放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社会中来看，这种低下的工作效率，实在是太触目惊心了！另外，由于国有企业旱涝保收的特性，所以人们对于进入国企工作便趋之若鹜，因为一旦成为了国企的一名正式工，可以说这一辈子，至少生活就已经有了保障。而谁能进国企，谁不能进国企，是由谁说了算呢？主要是由企业领导说了算。那么，在许多人都有条件进国企的情况下，企业领导能够保证择优招工吗？他们能够保证不以自己的利益来考量吗？这就很容易滋生腐败和低效率工作。所以，我认为咱们国家在进行国企改革的时候，必须要拿出来一个强硬的手段，为了国家的前途着想，暂时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是必然的。但是，咱们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强硬、果断，又不能太激进，更不能脱离咱们的国情。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并最终导致的全面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如果放在平时，陈明宇绝对不是一个侃侃而谈的人，他信奉的其实是低调为王。

    但是在黄鹤年和陶学伟这两个学识渊博的人物面前，他就不能再这么低调了，而是必须要拿出来一些干货，说出来一些能让他们耳目一新的观点，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也才能跟他们有更进一步的交往。

    尤其是在黄鹤年面前，陈明宇更是要通过自己的独到见解来打动他。这除了会让黄鹤年对自己更加重视以外，他所说的这些观点，还很有可能会通过黄鹤年之口、之笔传到郭远城那儿。

    大家都是非常忙的，如果陈明宇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黄鹤年这么一位市政府研究室的副主任，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时间陪他喝酒，跟他聊天呢？

    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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