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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稍的停了一下，缓了一口气，努力使得面色变得和缓了不少，“李闯等辈可以百败而无虑，而只需有一胜便可！然我大明官军，却不可败一次！败了便是一蹶不振！”

    若是别人在众将面前说这番话，这些军头们少不得在心中冷嘲热讽一番，面上做点忠直正义的神情出来。耳中只当他说的都是屁话！可是，眼下却不行！贺人龙的一颗人头，很好的给大家做了一个榜样，也为孙传庭在陕西、在整个三边地区一言九鼎的地位充当了一个很好的奠基石。

    “当年三边总督杨鹤杨大人曾经有言语。‘三秦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如欲散贼,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本督亦是深以为然！所谓民无粮则从贼，兵无粮则溃而变贼，流贼则导致天下糜烂之局！本督决心，与其扬汤止沸，不若釜底抽薪！还良民百姓一个可以活下去的日子。而不令他们铤而走险，甘心从贼！”

    历来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眼下孙传庭手中握有强兵，自然可以很好的推行一下他所谓的文事了！他决定从赋税、屯田等处入手！

    他曾任陕西巡抚几年，熟悉当地各类事务，更是曾经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整顿屯田，杀了好一批霸占屯田的官绅军将，令陕西的屯田颇有几分回黄转绿的景象。然而眼下他坐了几年天牢出来，却发现当年他用大刀片子从官绅将领们手中硬抢出来的那些屯田，又被他们占据了。

    至于说赋税。更是面子上虚好看都做不到。

    陕西的赋税情形，若是按照万历年间的鱼鳞册统计，应是缴纳夏税六十九万石麦，秋粮一百四十万米，还有不少丝绵农桑什么，北方诸省中，仅次于山西一点点。

    万历六年山西田赋折银总计二百一十万两白银，内夏税四十余万，秋粮一百六十余万。大明地方存留还多，便如山西。万历六年起运中央国库八十余万，占赋税总额的39%，存留地方一百二十余万两，占赋税总额的61%。

    陕西与山西的存留比例大至也差不多。当然，二地存留多，也是因为要供应边镇粮饷的缘故。

    便如延绥镇，自己屯粮一年不过六万多石，陕西与河南布政司，一年就要起运粮料三十万五千石过去。还有草五十万束。

    宁夏镇，陕西布政司也要岁派粮料一十三万石过去，草一十八万五千束。

    还有甘肃镇，固原镇，陕西布政司分别要岁运粮料三十一万石，草五十四万束，还有粮料三十八万石，草五十四万束过去，供应三边，压力极大。

    “眼下陕西各地，粮饷两缺，究其根本，无非是天灾人祸四个字！以本督看来，人祸远胜于天灾！故而，本督出京辞陛时，特意向天子讨了一道旨意！”他颇为自得的遥遥向东方拱手作拜，以示恭敬。

    “天子许我在陕西本地自行筹措粮饷。本督打算，效仿梁国公父子在山东等处作为，行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之法！同时，清理历年来地方亏空积欠赋税之情形！断断不可令士卒饥寒而战！”

    这慷慨激昂的几句话，带给在场众人的冲击比起刚才杀了贺疯子来得还要大！什么？！孙大人，你不会是因为杀了贺疯子，您自己变成了疯子了吧？！

    眼下的八百里秦川这片膏腴之地，陕西的精华所在，上好的水浇地大多是属于秦王府和各大官绅巨户的。这些人或是宗室、或是在籍官员，身上都有功名在身，享受着不当差、不纳粮的特权，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关中各处的上好田地，大多数属于这些人所有。至于说是花钱买来，还是投献，或是侵占，抑或是那些原本的田主受不了高额的加派弃地而走，这些人趁机占为己有，就不得而知了。

    “清查地方历年积欠亏空赋税？官员士绅一体纳粮？督臣请三思啊！当真如此，陕西势必大乱！”

    事实证明，不光是吓死了在场的那些心怀鬼胎的武官，便是一直同孙传庭合作亲密无间的陕西巡抚冯师孔也被着实吓了一跳！杀一个骄横跋扈的武官倒也罢了，好歹有皇帝的旨意，而且罪行昭彰，证据确凿。可是，这样在陕西实行一体当差纳粮之事，只怕会惹祸上身！而且是身死族灭的那种大祸！

    冯师孔。字景鲁，原武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恤刑陕西，释疑狱百八十人。天启初。出为真定知府，迁井陉兵备副使，忧归。

    崇祯二年，起临巩兵备，改固原。再以忧归。服阕，起怀来兵备副使，移密云。忤镇守中官邓希诏。希诏摭他事劾之，下吏，削籍归。

    十五年诏举边才，用荐起故官，监通州军。勤王兵集都下，剽劫公行，割妇人首报功。师孔大怒，以其卒抵死。明年。举天下贤能方面官，郑三俊荐师孔。六月，擢右佥都御史，代蔡官治巡抚陕西，调兵食。

    冯师孔其实有些无意仕途，只想在家闲暇，  却不料被郑三俊举荐到陕西来当这个巡抚，给孙传庭管理后勤，筹措粮饷。

    李家父子在山东推行所谓新政，可是弄得天怒人怨。弹劾的奏章、扣阙的状纸几乎能够从北京排队排到南京。可是。皇帝也只能当做没看到，一者，当时在打仗，惹不起这些带兵官员。二来。李家与大明体制却是若即若离的，同各地土司相比较而言，对于大明朝廷的依赖程度，比起石柱土司秦良玉还要低得多。所以，即使是圣人后裔也是对李家父子在山东的作为怨恨满腔，皇帝崇祯却也是置若罔闻。御史言官们逼得急了。皇帝便是冷冰冰的丢下一句话来。

    “朕可以下旨，索拿李家父子进京问罪，甚至可以下旨将其抄家。尔等那个敢去传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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