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卑鄙的手段，超过了苏宁的预期，故而在他得到这封后续军报之后，便再也无法掩饰自己心中的恼怒，他真是没有想到，那个极具人文气息的大众，竟然也会诞生出这么一个手段毒辣的文官将领，要知道张杰出生在福建，而当时的福建路注最是文教昌盛。虽然福建人在当时的北宋并不被人看得起，但章楶家族，有三人位至宰相，这在科举制度相对完善的大宋，已经是极其罕见的表现。 而他们家族的官声，比起福建路的其他家族来讲，是要好上许多的，至少，他和他的那位桃李章惇章子厚，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曾犯过错的。至少他们不曾像某个叫做司马光的人那样，主张将陕西将士好不容易打下来的米脂四寨，归还给他们的敌国西夏。 这样间接出卖国家的行为，当然立即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然而这个当年的旧党赤帜，单纯的为了反对而反对，以至于将国家利益都抛到一边，只是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想当年王安石发起熙宁变法，并将此人要牢牢的压制在洛阳，恐怕并非是没有看透这位老友心中的自私之处。而事后的情况也果然如此，就挡在他的领导之下，才刚刚江心岛赶下台，曲就陷入了内部的分裂之中，党政的元素，其实并不是从新党当中发起，而是从旧党之中觉醒。蜀洛朔党争，让整个北宋的元祐年间都没有消停下来。剧烈的非我即敌的人身攻击，也延续到了后来的绍圣年间，于是新党上台执政之后，更加猛烈的党争开始爆发，元佑党人被集体打上了耻辱性的标签，苏轼苏东坡更是成为了岭南旅游专业户，但最早开启岭南放逐之路的，却不是他们新党人士，而是在元祐年间执政的旧党。当时他们针对蔡确的放逐，就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趁着他们内部就有声音控来说，今天你们重开岭南之路，明天走上那条路的或许就是你们。 谁都没有想到，这样的话，在几年之后竟然一语成谶，多名旧党大臣在绍圣年间被放逐之后，也不再拥有往昔的君子之风，于是，当北宋六贼终于将国家弄得鸡飞狗跳，并且导致靖康之耻之后，主政南方的旧党党徒们，终于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报复，他们几乎全面的否定了北宋民间的变法成果，并且全方位的打压与新党一起崛起的宦官势力，在这种背景之下，文官政治重新掌握了朝廷的基本局面，崇尚边境军供的新党人士，再也没有发挥余热的地方。然而，这些上台的旧党人士们，依旧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将主要的政治注意力集中在内政上，于是它们交相勾结，朋比为奸，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最终沦落到只想在临安杭州偏安一隅的地步，于是，谁在边境上屡立战功，谁就是他们一起口诛笔伐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岳飞岳武穆惨遭毒手，南宋中兴四将之中，也只有庸碌无为之辈，才能勉强的苟活于世。 至于再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几乎与北宋年间的旧党所做的行为如出一辙，韩托胄为了排除异己，树立自己的个人威望，盲目的发起北伐，他就像他的祖先韩琦一样，是个在政治上勤奋投机的无耻之徒，而不是个在国家大业上，能够有所建树的伟丈夫，好男儿！ 那场北伐失败之后，南宋的国力陷入到了更加严重的颓势之中，各种各样的奸相层出不穷，终于透支了国家最后的心气，以至于在蒙古大军南下的时候，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原因自然是因为下层群众当中，对他们的信任已经到了极低的地步，否则，他们怎么会输得那么惨。 可惜的是，当时无论是谁，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吸取教训，哪怕是文天祥，也只能将一颗丹心，奉献给他热爱的国家，而没有足够的能力力挽狂澜。 几乎就是在相同的情绪作用之下，近十万的宋朝士大夫们，立即跳下了汪洋大海，结束了，他们看似光彩，实则卑微的生命，说起来，宋朝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恶果，纯粹是因为旧党掀起党争的缘故，我以为士大夫们有着自身的局限性，断然不像文彦博所说的那样，有资格与皇帝共治天下，其实他们心中的狭隘，就连他们自身这些经常探讨使人严格性理之学的家伙，都不一定能够察觉的到。 说起来，谁能够真正切实的认识人的心性，就能够更好的把控这个国家的运转机制，王安石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可惜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将之发扬光大，如果说，熙宁变法能够进行的再彻底一些，说不定就能够让北宋脱胎换骨，但可惜的是，司马光过早的得到了复辟的机会，以至于他在朝堂上的所作所为，让王安石的所有努力都化为乌有，这其中的一切，虽然有宋神宗身体不佳，导致他过早离世的原因，但是，太早的发动五路伐夏，并且低估了国内反动势力对这场战争的不良影响，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祝您在以前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就发现西夏之所以能够采取恰当的政策，应用，对于北宋声势浩大的五路伐夏，体育，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情报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他们几乎能够了解北宋的都有军事部署，那么这就有这一个重大的问题，西夏人是怎么得到这些情报的呢？他们究竟是通过谁得到这些情报的呢？有鉴于有些人有着通敌卖国的光荣历史和传统，苏宁不得不怀疑那个在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历史学家，是不是将自己的忠心和肝胆，都彻底的奉献给他热爱的国家呢？他真的像他在资治通鉴所说的那样，拥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吗？